马龙潭

父亲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祖父“读书当官”的期许中，他勉强读到初中二年级，却终究与仕途无缘。年轻时，他当过民办教师，又辗转县剧场、县财政局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场涝灾将他推回黄土地。此后数年，他种田、修堤，直到镇上新建的棉花加工厂招工，命运的齿轮才再次转动——父亲穿上工装，成了“工人老大哥”。

从动力组学徒到车间主任，父亲的成长离不开师傅袁厂长。袁厂长是技术骨干，他见父亲有文化基础，动手能力强，虽然性格刚直、不擅变通，却有一股子韧劲，便把在棉花加工厂做杂工、收棉淡季还需下放回农村的父亲收为徒弟。师傅带徒弟，“严”字当头。他常叉腰站在轰鸣的柴油机旁，吼声盖过马达：“螺丝拧三圈半，多一丝少一毫都不行！”骂归骂，手艺却倾囊相授。父亲说，师傅有项绝活：隔着几百米听柴油机的轰鸣，就能判断出故障。

那些年，父亲跟着师傅摸透了厂里每一颗螺丝。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所在的动力组发展壮大为动力车间，这是全厂棉花压花、脱绒、打包等生产加工的核心。正值当打之年的父亲工作愈发热忱且积极。他终日与135马力的6160柴油发动机为伴，轰鸣声震得耳膜发颤，一身工作服浸透油污，白手套变成炭色。“那时候是真苦干啊！”他后来回忆道。某次柴油机轴承损坏，采购的替换件轴径却粗了一号。父亲土法上马——用铆钉固定钻头，裹着砂纸如铁杵磨针般打磨，不时用卡尺测量直径，硬生生让机器尽快恢复了运转。父亲说：“机器和人一样，你糊弄它，它就敢撂挑子。”

后来，厂子扩建，父亲当了动力车间主任，自然也要带徒弟。他秉承了厂长师傅的带徒风格，“严”字当头，技术上却毫无保留，并且也像袁厂长一样爱护徒弟。徒弟们怕他——修机器时谁手抖一下，他能把扳手砸得铛铛响。可遇上事，他也护犊子。一次他的大徒弟值班，发生了事故，机器连杆崩裂，厂领导要追究当班工人的责任。父亲一边带人抓紧维修、恢复生产，一边对一台机器带几台脱绒机导致小马拉大车等情况进行了透彻分析，说道：“该问责的是决策人！”最终，袁厂长一锤定音，保住了当班工人。我读初中时，曾在棉厂宿舍住过三年，常见到父亲的师傅袁厂长。老人饱经风霜的面孔透着威严，看我的眼神却满是柔和。我和父亲的徒弟们相处得很熟，听那些年轻帅气的叔叔们尊敬地称呼父亲“师傅”，内心满是自豪。

改革开放后，袁厂长退休回了武城老家。父亲几次想去探望，却总被琐事绊住脚。直到某日传来消息——师傅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那天下着大雨，父亲蹬着自行车在泥泞里跋涉了二十里，还是迟了。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心结。

退休后的父亲总爱在厂区外徘徊，新式电机的嗡鸣取代了柴油机的咆哮，他却说那声音像漏拍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