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画像（国家图书馆馆藏）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国家图书馆馆藏）
德州地域出现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是在两汉至三国时期。这一时期，德州出现了五位重量级的思想家、文学家、学问家，他们分别是董仲舒、东方朔、襄楷、管辂、祢衡。五位先贤的共同特点是才华横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秉承儒家思想，上忠君下爱民，虽然个人的政治抱负生前得不到施展，对后世却是影响深远。
其中，董仲舒（前179—前104）是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一生历经西汉王朝极盛时期的文帝、景帝、武帝三代，著作有《春秋繁露》《春秋决狱》《士不遇赋》等。史书记载他是西汉广川人。古广川县包括今德州市德城区大部及河北景县广川镇一带，故德州人一直称董仲舒为德州乡贤。
董仲舒的身世与经历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少年时代，他博览群书，尤其是阅读了大量被私藏下来的儒家典籍，他不仅对儒家文化敬仰有加，更决心予以传承和改造。他30岁时开始招收生徒讲授儒学，随着声誉日大，汉景帝时被任命为五经博士（汉代太学学官，专门从事五经讲授）。
董仲舒的才学引起了当时统治者的注意。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征求治国方略，先后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有针对性的策问。三次策问的内容都是围绕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大一统”说和“德主刑辅、兴办太学”的主张。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为教育、引导同父异母的皇兄刘非（刘非骄横好胜），便任命董仲舒为江都（今扬州）相，职责是调教刘非。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因主父偃向武帝告密说其奏章犯忌，董仲舒被左迁中大夫。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由公孙弘推荐做胶西相，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逝于长安，享年75岁。董仲舒生前虽然未被重视，但死后却颇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武帝崩，又随葬茂陵。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对汉初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他的思想主张归纳起来，包括“大一统”“天人感应”“以德治国”三个方面。
西汉王朝接受秦朝灭亡的教训，信奉和推行“黄（黄帝）老（老子）学说”，即“无为而治”，所以有了汉初的“文景之治”。然而时间一长，“无为而治”的落后性逐渐显现出来，各诸侯王、各朝廷大臣开始蔑视皇帝，国家需要确立一种比较完善而持久的统治思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是将自然现象社会化、政治化，帮助统治者以其理论更好地教化百姓。他首先宣扬“君权神授”，将皇帝说成是真命天子，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倘若背离此道，“天”便会降下种种“灾异”，用以“提醒和警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用“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意义积极而深远。
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但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董仲舒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
董仲舒认为，贫富应该有所差别但不能太大，要通过政府干预使其差距缩小。因此，他提出“调均”的主张，建议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铁业都由百姓自己掌控，废除奴婢制度，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的历程，他本人也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与政治理论家”。
德州尊董效董600年
董子与董子思想不仅是德州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尊董效董也成为德州明清文化的主流和主体。
从明代嘉靖版《德州志》开始，历代志书均将董仲舒列为乡贤之首。历代德州人将其作为重要乡贤开展尊董敬董等活动。田雯在《长河志籍考》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经》），诗言之矣！”
修建董子读书台、董子祠。《德州志》记载：隋开皇年间，朝廷在旧广川县东八十里左右的运河西岸建设了新的广川县，同时修建了文庙和董子读书台。“书台夕照”曾为德州十景之一。明洪武十年（1377年），德州文庙与董子读书台一起迁到今运河以东，文庙建在今崇德园（原德州监狱）位置，在大殿旁边的廊屋里摆放董子牌位，每年春秋二仲（二月二日、七月十五日）举行祭祀大典。
明正统六年（1441年），知州韦景元对德州文庙进行维修，在东厅墙下，发掘出一块隋朝石碑，刻有“董子读书台”5字。他在石碑原基后侧建设了祠堂8间，起名“聚贤”，用以祭拜董子。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巡抚都御史熊翀、同知王从鼎为方便祭祀，在文庙的东侧，建设了独立的董子祠，正堂8楹，前后厢房12楹，在寝堂旁边筑台建亭，亭内竖立“董子读书台”原碑。全部工程均由民间出资。
明嘉靖六年（1527年），时任德州仓大使史麟在祭拜董子时，见董子祠疏于管理，十分破旧，便批评道：“广川之重，有得于书院者多矣。盖地灵则人固杰也，人杰则地益胜也，兹其可缓哉？”并立即对董子祠进行了修缮。扩建后的大殿12楹，塑有董子坐像；祠堂前面建有凉亭，里面有“董子读书台”旧石碑；东西两侧为厢房，沿用原来的牌匾“斯文一脉”，朱红大门描金漆银，门上牌匾上书“董子书院”。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知州马明瑞将董子书院迁到小西门外，并改名“醇儒书院”。院中除珍藏了诸子百家的经书之外，还重点保存了董子的《春秋繁露》及其他一些著述。当时，“董颜祠”“乡贤祠”同时供有董子牌位。
德州人尊董敬董，并不止于建设董子台、祠和定时祭拜，而是将董子的思想和事迹潜移默化成自觉行动。
董仲舒一生刻苦学习，“三年不窥园”成为明清时期德州学子的榜样。如明末德州城里王家角王都，少时刻苦力学，冬不近炉，夏不摇扇。家贫不能购书，借抄于人。在旧书牍的背面抄写，皆精熟上口。尤其是礼部会试落榜后，“倍加磨砺。午夜一灯，晨窗万字，不异诸生时，所业弥入神境”，最终于天启五年（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卿。
董仲舒将治理国家当作自己的大任。明清德州士子，尤其是清乾隆时期的德州文人，在汉学复兴方面具有担当意识。如卢见曾主盟东南诗坛文坛，资助《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画家李鱓；卢见曾、宋弼、董元度等以记载山东文学史为己任，主持编纂了两部大型山东诗歌总集——《山左明诗钞》和《国朝山左诗钞》，为山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董仲舒与时俱进的理念也影响了后人。清朝德州举人吴楚椿任青田知县时，朝廷认为“畲民皆作轿夫为人使役，身家并不清白”，因而“奉批不准与考”，把畲族子弟排斥在科举大门之外。吴楚椿为畲家子弟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而奔走呼号，其事迹不仅被写进《浙江省志》《处州府志》《青田县志》，还被许多畲民写进了自家的族谱之中。
董仲舒尽管怀才不遇，一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但能安贫乐道。德州人安贫乐道的人和事充满史籍。《德州乡土志》记载明代中期几位德州官吏：宋性任刑部右侍郎后，随征北之捉虎山，馈饷乏匮，谋合庙算，加尚书俸，赐马蹄金二锭。所至，号为廉能。因病告归，后被谗言所害，家产被抄没。家无余资，惟两锭马蹄金在焉。张瑶致仕归里后住破庙——“张别驾（亦称判官，指通判，是明清州与府的副职简称）瑶博雅能文章，致仕归无住屋，寄身荒寺中。及卒，无以为殓，胥吏酿金葬之。”明末清初御史赵继鼎为人处世重情义轻金钱，他曾对人说：“藏笥惟金，不如瓦砾。盖瓦砾可蔽风雨，而金能为之乎？”德州士子为官之后，不经商，不拉帮结派，做事公平，胸怀坦荡，在外地树立起德州官吏的良好形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虽带有时代局限性，但其强调的“德政”与“民本”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依然是我们今天涵养政治智慧的宝贵资源。
（摘自《档案里的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