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宁津全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让困难户都跟上趟”

王坤玉

□杨金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宁津县委担任王坤玉书记的秘书,有幸见证了王坤玉心系百姓、求真务实的公仆情怀。40余载光阴流转,那段工作经历沉淀为我心中永远温暖的精神印记。

“分地是为了让大伙儿都过得更好”

1981年底,组织安排我给王坤玉书记当秘书。当时,全县正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由于吃集体“大锅饭”的惯性犹存,部分干部思想保守,对“大包干”政策心存疑虑甚至抵触;部分群众怕政策变卦,瞻前顾后不敢放手去干;具体执行中还出现承包方案粗放、集体资产处置失当等问题,各公社、大队的“大包干”工作进度参差不齐,各类问题亦层出不穷。

这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面临着认识、思想、政策、操作、发展等多重考验。宁津县委深刻认识到,仅靠文件传达和会议布置远远不够,必须沉到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走到群众中间去调查研究、破解难题。王坤玉率先垂范,扎进生产队、农户家中、田埂地头,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和农民坐同一条板凳,反复讲解“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新型分配原则的好处,同农民算收入账、解担忧事;与大小队干部促膝长谈,辨析政策边界,厘清模糊认识。

其中,一些先进生产大队的干部担心推行“大包干”会“走错了路”,行动十分迟缓。那天,王坤玉来到“老先进”刘营伍公社前商大队,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商建华细数“大锅饭”模式的弊端,详细说明“大包干”是充分调动每个人生产热情、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好形式。王坤玉用其他村庄的改革实例开导商建华:柴胡店公社张集村在吃“大锅饭”时期,10年间全村仅有一桩“婚事”,还是阴亲,20岁到40岁的光棍汉就有60多个。该村实行“大包干”仅一年,农业获得丰收,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当年年底就有12户人家娶了新媳妇(此典型案例后来形成调研报告,印发全县)。深谈中,王坤玉认真倾听商建华的担忧,针对土地划分、生产衔接、集体资产处置等具体问题,与他共同探讨解决办法。临行时,王坤玉拍拍商建华的肩膀说:“你带出了先进村,是功臣。可你想想,先进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那几面锦旗,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分地不是否定过去,是为了让大伙儿过得更好。”平实的话语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商建华的心结。前商村和一批情况类似的村庄很快启动“大包干”,跟上了改革的步伐。

到1982年底,全县所有村庄实行了“大包干”。

“地分下去了,我们的责任更重了”

这其间,王坤玉敏锐地发现,许多村“大包干”后出现了一批“跟不上趟”的困难户,有的户日子甚至比“大包干”前还要艰难。王坤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不止一次动情地说:“农村搞联产承包不是把土地一分就完事。地分下去了,我们的责任更重了——那些‘跟不上趟’的农户怎么办?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改革只让一部分人富了,却让一部分人更穷了,那改革就失败了。”

那段时间,“让‘跟不上趟’的困难户跟上趟”成为王坤玉工作日程上的重要议题。他提议县四大班子领导每人负责一个公社,逐村摸底,入户调查,摸准情况后集中汇报,集体研究对策。各公社也相应组织公社、大队干部,走村入户,开展大规模的困难户排查工作。

这天,王坤玉走进保店公社灰街大队一户困难家庭:男主人不到4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妻子身体瘦弱;家里无牲口、无农机具,病人吃药、孩子上学都要花钱,承包的10亩地无力耕种,一到收种时节,女主人就愁得直哭。后来,村里组织了互助组,把他家分到村干部所在的组里,实行工换工——别人帮着他家干重活,他家女人和老人就帮着别人家干轻活。村里还帮他家申请了贴息贷款,商量合伙购买牲口和农机具。这家人告诉王坤玉:“分了地干部还管咱,往后的日子有盼头了。”王坤玉听后,再三叮嘱村干部:“要多想办法、带头帮扶,千万不能让这些农户守着土地发愁。”

摸底调查,弄清了全县困难户大体分为八种类型:缺劳力型,如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因病致贫型,如家里主要劳动力患病丧失劳动能力;缺技术型,如过去未独立耕种、不懂生产技术的农户;负担过重型,如子女多、老人多、债务多的家庭;缺乏资金型,如无牲畜、无农机具又无钱购买的农户……据此,县委反复研究,确定了“分类帮扶、精准施策”的具体措施,并在全县实施。

此后,王坤玉每次下基层,必问困难户帮扶工作进展,挤出时间走访困难户。那天,他来到城关公社蔡庄村东头一户人家,两间土坯房里住着年近70岁、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双目失明的儿子。老人告诉王坤玉:“刚分地那阵子,发愁种不了,真傻眼了呀!现在好了,村干部张罗着,从种到收都有人帮忙,不发愁了。”王坤玉听后,欣慰地笑了。

到田间地头看真实情况

在跟随王坤玉书记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听他说:“工作部署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干部表态千句万句,弄虚作假就是虚句。”他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容不得任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做工作不只看上报材料,不只听干部汇报,更相信来自田间地头的真实情况。

1982年秋,宁津全县推广“桐粮间作”,各公社闻令而动。随后,县委组织各公社书记进行联查。那天,车队行至城关公社刘振雷村的地块时,王坤玉忽然让停车。他下车大步往地里走了上百米,来到新植的泡桐树苗前,伸手轻轻一拔,树苗便离土而出。这一幕,让参与联查的干部都屏住了呼吸。王坤玉的怒气瞬间爆发,严厉批评该公社负责人:“这就是你们抓的工作?这样种树能活吗?这不是抓工作,是摆样子;不是办实事,是应付了事……你们辜负群众期盼,这是对人民群众极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那位书记面红耳赤,当场作出检讨,承诺逐地块、逐棵树排查整改,确保每一棵树苗都栽实成活。

还有一次,王坤玉到尤集公社检查工作,公社书记汇报说已建起20多个蔬菜大棚。王坤玉听后,坚持要实地查看,结果发现仅有七八个大棚。王坤玉当场戳破这种“泡沫政绩”,毫不留情地批评其欺上瞒下、虚报浮夸,把工作当成邀功请赏的筹码,把实干抛在了脑后。他说:“成绩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群众的认可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诸如此类,王坤玉对“虚功”的零容忍、对“实干”的硬要求,体现在每项重大工作的落实中,使“面子工程”在他面前始终碰壁。像上述“桐粮间作”、蔬菜大棚种植等工作,经过整改落实,最终都成了惠及百姓的增收实绩。

……

我跟随王坤玉书记工作两年,他一年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到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带动全县干部队伍形成了“重实干、求实效、戒虚功”的良好风气。他把一个共产党人最珍贵的底色留在了宁津人民的心中,留在了宁津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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