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原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禹城综合试验站首任站长唐登银,革新地理学科,服务农业生产——
一生躬耕 把地理学“种”进农田
1985年，唐登银（左）在禹城综合试验站中子水分测定仪观测现场
1997年，唐登银（右三）负责中国科学院区域农业开发项目，在封丘站检查工作
2009年，唐登银（左二）与李振声院士（左一）在山东考察
2006年，参加《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主办的考察活动
□本报记者 卢瑞 李榕 本报通讯员 梁民
【人物名片】
唐登银 生于1938年，湖北省天门市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禹城综合试验站首任站长等职，主要从事农田能量平衡与水量平衡野外定位实验研究。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务院农业开发奖励、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原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禹城综合试验站首任站长唐登银。采访接近尾声时，他起身走到投影仪前，深情朗诵了他写下的一首诗：
“华北平原地域广，缺水缺粮国之殇。旱涝盐碱民遭殃，贫穷落后盼阳光。禹城经验是良方，低产地区有榜样。农业开发领方向，国土新妆民安康。”
投影仪打出的光落在他身上，照亮了这位88岁科学家数十载躬耕实验地理的足迹：追随现代综合自然地理学奠基人黄秉维研究水热平衡，于困境中蹚出土面增温剂的推广之路；支持科研团队淬炼出享誉全国的“禹城经验”，让盐碱洼地变身丰产良田；推动构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织就覆盖全国的观测体系；力排众议，促成刊物改版，让《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叙事走入千家万户。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亲历土面增温剂从试验失败到全国推广，地理学向实验地理学转变的“靴子”稳稳落地
1966年夏末，天气燥热难耐。唐登银心里憋闷，一连几天，吃不下也睡不着。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主导了水热平衡试验，包括唐登银在内的几十名科研人员投入近十年精力攻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科研成果。水热平衡被嘲“热水壶”，把地理学引入死胡同，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夜深人静时，往事如潮水般在唐登银脑海奔涌——
1955年，他考入梦寐以求的中山大学地理系。1956年，黄秉维受邀回母校中山大学演讲，直言地理学科落后，少有新的学说，认为地理专业学生应兼修数理化，投身野外实践。这次“震撼心灵的相遇”烙印在唐登银记忆深处。
“1959年毕业后，我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彩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唐登银感慨，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一进所，便跟随“偶像”黄秉维一起工作。
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统筹、黄秉维执笔的新中国首部全国性科技远景规划刚出台，力主革新地理学科、服务农业生产。此前，地理学主要是给土地分等划类，提供区划建议，基本不进行田间试验，不参与农业生产。
黄秉维主持水热平衡新方向工作，通过系统厘清农田水热交换规律，进行田间试验，攻克华北中低产田改良等农业难题。因为是一个全新领域，唐登银在他的指导下，翻遍相关文献和资料，深度参与了在德州灌溉试验站和石家庄耕灌所开展的田间试验，观测记录了大量数据。但随着这项工作被迫叫停，大家普遍陷入迷茫焦虑状态。
收拢思绪，唐登银没有放弃——
1966年，他和同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楼开展器皿水面蒸发抑制试验；次年，又在密云水库小岛上一个5平方米的蒸发池开展试验；与武汉化工所合作，把药剂拿到南方水稻秧田进行水面试验。“屡败屡战，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在开放水面通过药剂薄膜抑制水分蒸发，这条路很难走通。”他说。依托水热平衡理论积累的试验数据和方法，地理研究所随即调整思路，转向研发适用于农田地表的药剂。
转机发生在1969年。地理研究所科研人员洪嘉琏等与合作单位大连油脂化学厂开展土面增温剂研制工作。通过大量实验和田间试验，筛选出一种工业下脚料为原料，经皂化和乳化后，制成一种支农产品，加水稀释，铺洒在地面，形成覆盖膜，抑制土壤水分蒸发，增温保墒。能够代替塑料薄膜，实现降本增效，广泛应用于棉花育苗、水稻育秧、林木育苗、蔬菜栽培等领域。
地理研究所设立土面增温剂组，组长是丘宝剑，唐登银是其中一员。他积极参与所内制剂生产工厂建设，先后到北京宋庄、河南商丘、湖北襄樊等驻点，负责药剂量产、田间喷洒制膜、增温效果观测等工作。
看着药剂在田间落地见效，唐登银格外欣喜，“实验地理学终于结结实实落地了。”这是水热平衡抑蒸试验几经摸索换来的实质性突破，一举冲散学术阴霾。
土面增温剂的推广轰轰烈烈。1974年和1976年召开两次经验交流会，推动其在全国广泛应用。到1978年，全国年产量达5000吨以上，育苗移栽大田面积超过100万亩，覆盖水稻、棉花、玉米、林木、蔬菜等多种作物。土面增温剂及其应用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发明奖四等奖。
晚熟也能丰产
担任禹城站首任站长，提议建设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个点变成一张网，实验地理“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1988年，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验站迎来高光时刻。6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禹城视察后指出，这里取得的成果，对整个黄淮海平原开发，乃至对全国农业的发展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并为参与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的科技人员题词。作为禹城站站长的唐登银参与陪同，倍感振奋。
1978年，40岁的他还不知道科研人生的下半场何去何从。全国科学大会后，野外长期定位观测科研工作重启。在地理研究所支持下，经过实地踏勘调研，唐登银与同事程维新将目光投向旱涝碱灾害叠加的禹城南北庄，“要啃就啃硬骨头！”禹城站成立后，唐登银担任首任站长。
初到禹城，艰苦条件超出想象。作为站长，他既要管生产实践，还要管生活、基建。食堂一日三餐只有一顿有菜，夏天蚊蝇成群，冬天严寒刺骨。最难解决的是饮用水问题，多次打井都不成功。后来他到济南找大学同学帮忙，通过电测打了一眼300米深井，水质才算达标。
在如此艰苦的野外科研条件下，唐登银支持程维新主持的“一片三洼”科研攻关项目，形成了治沙、治碱、治涝的典型样板。治理经验逐步从禹城推广至德州、山东全域，并汇入声势浩大的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1966年，禹城井灌井排旱涝碱综合治理实验区粮食亩产只有90公斤，到1989年提高到756公斤。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这里摸索出的改土治碱经验，改变了5000多万亩土地的面貌。
为了禹城站建设，担任站长期间，唐登银分别到英国和澳大利亚学习交流。在英国，他用中子水分测定仪观测大豆整个生长季的土壤水分变化。这种仪器不用挖土就能测含水量，他建议黄秉维在国内研制，很快投产；他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合作，没有图纸、没有特种钢材、没有吊车，克服重重困难，在禹城建成了国内首台大型称重式蒸渗仪，精准测定农田蒸散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禹城站拥有气象观测场、水平衡试验场、遥感观测塔等一系列先进设施，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野外研究观测站。这些设备让地理学从估算迈向定量实验。
1987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开放试验站申报。唐登银花了3个月，论证申请书十易其稿，最终禹城站获批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开放试验站。
禹城站成为“排头兵”，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开放试验站，唐登银频繁接待国内外同行，他意识到：地理问题往往是大尺度的，禹城站这个“点”的成果再突出，也难以解答整个黄淮海平原乃至全国的水循环和生态演变问题。
这样的思考，让他紧接着在封丘站的开放论证会上，与曾昭顺、沈善敏等科研人员联名提出了建立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的建议。
1993年，世界银行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启动CERN建设，唐登银任地理研究所副所长、CERN科学委员会委员、水分分中心主任。他将禹城站这一个点上的火种，播撒到全国42个野外台站，织就成一张网。这张网覆盖农田、森林、草原、荒漠等几乎所有中国典型生态系统，以统一的标准持续观测30余年，不仅成为国际公认的三大国家级生态观测网络之一，更为华北农业节水、全国生态修复等战略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基石。
成全是另一种抵达
将《地理知识》改版为颇负盛名的《中国国家地理》，年轻人的“隔空相望”，写下坚守与传承的故事
“唐老师的一个重要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中国最具成长性和影响力的科学传媒杂志——《中国国家地理》。”李栓科回忆。
1996年，李栓科还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貌研究室基地项目组的骨干，因参加首次北极考察团名声大振。其间，他去美国《国家地理》总部参观学习，回国后在一次聚会上说：“《地理知识》应该改版，做成像美国《国家地理》一样内容精美、发行量大的全彩色杂志。”李栓科笑称，那纯粹是年轻气盛时的口无遮拦。
《地理知识》创刊于1950年，曾一刊难求。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落。1997年，月发行量只有1.5万册，编辑部人员不断流失，最后只剩几名员工，靠着广告栏目勉强度日。
唐登银当时在地理研究所负责杂志业务，曾做过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的他听说了李栓科的构想，竟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和《地理知识》的编辑一起三顾茅庐，请李栓科到编辑部挑大梁。“他用真诚打动了我，我想趁年轻，尝试一下新鲜事物也好，就答应下来。”李栓科回忆，他刚到编辑部时33岁，有人半夜去敲唐登银家的门，表示严重担忧，但最终都被说服。
在李栓科眼中，唐登银认准的事决不放弃。为了支持杂志“革命”，不惜得罪多年的老同事、老同学；遇到经费难题，多次帮忙寻找“金主”，最终拿到100万元投资……
这一切，让《地理知识》起死回生。2000年，更名后的《中国国家地理》月均销量居全国同类杂志之首。运营模式也从单一的刊物出版，拓展为集团式企业。如今，“中国国家地理”全媒体粉丝突破7000万，纸刊单期读者超千万。
谈到此处，唐登银思绪荡开，想起学习英语的经历。
进入地理研究所前，他学的是俄语。后因做学术研究，需要查阅英文文献，他开始学习英语。最初疯狂背诵《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后来，对照黄秉维摘译的《抑制蒸发》阅读学习。
1975年，唐登银把联合国出版的一本《干旱地区集水保水技术》翻译成中文，带着译稿，到农业出版社请求出版。出版社告知，这本书计划请北京农业大学水利系教授叶和才翻译。他打听到叶教授住处，开门见山，表明想要参加译书计划。叶和才留下了译稿，之后，农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唐登银的名字被放在了第一位。
后来他到英国做访问学者、到美国做科技参赞，英语越发熟练。但最让他难忘的，是老一代留英的农田水利大家，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成全和托举。
此后数十年，他也做了同样的事。2000年前后，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实验地理课程，带出的学生，不少已成为野外台站和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
2003年，唐登银退休。但他没有闲下来，依然在学术会议、课题论证、学生指导中穿梭。直到2017年一次体检后，医生下了“静养令”，他才放缓脚步，开始每日抄写唐诗宋词、练习毛笔字。笔墨藏锋，一如他一生所行之事——不喧哗，却都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