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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冀鲁边区的平禹县英雄辈出，无数英雄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宋升村（原平原八区）徐世良就是其中之一。

抛舍双亲投身革命

徐世良（又名徐禄明），1917年生，毕业于平禹临陵边界区域的吴辛完小。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反封建、反殖民地的革命洪流，较早地接受五四新文化的教育，接受马列主义，在校期间，积极走向社会，宣传反封建，努力倡导新文化。

十八岁结婚后，徐世良毅然离开了家乡，抛舍双亲，走出家门，走上革命道路，投身革命洪流。

芦沟桥事变后，徐世良同村里及邻村的进步青年（学生）一起宣传抗日。

1939年冬，临邑工委书记邓林华越过东大河，在平禹边区发展党的力量开展地下工作后，徐世良接受平原八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柳佃栋（又名李春秋）的领导，他们利用熟悉环境的优势，在晚上秘密开展党的宣传活动。

宋升村，位于平禹临陵四县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敌伪交通要道，抗战时期有着非常适宜对敌斗争的秘密环境，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展抗日地下工作非常有利，因此，这里成为平原八区的红色抗日堡垒村。

劝诫汉奸改邪归正

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徐世良，在邓林华、柳佃栋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工作，进步很快，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平禹县民主政府财粮助理员兼任区长，活动在平原鸣鸡店一带。

在鸣鸡店一带做地下工作时，徐世良威震敌胆。

据89岁的李玉锋老人说，一次，一位姓杨的领导找到他，告知县大队以及区队缺少武器，要尽快搞到部分武器。

鸣鸡店一带敌情复杂，伪顽汉奸猖獗。徐世良从敌伪身上下手，夜间行动入户抓人，抓到后，要求他们：把枪交出来，回家种地不当汉奸。

经过他的震摄，不少汉奸都交出了枪，改邪归正。但也有些汉奸恨透了徐世良，将砒霜投在他家的水缸里。

敌人的举动，更加坚定了徐世良对敌斗争的决心，不长时间，他便为县大队、区队搞到了武器。

在为区队搞枪的同时，他也让伪军家属做家人的工作——回家种地，不当汉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救国大义灭亲

1942年腊月十二大扫荡后，冀鲁边二分区、二地委以及县区机关的武装将士、抗日干部、群众损失惨重，上级决定将平原禹城再次合并，原平原八区、临邑五区合并为五八区，在这种环境下，徐世良升任县政府财粮助理员兼任五八区区长。

平禹五八区的陈庄是徐世良的外祖父家，因从小就对陈庄周围的环境很熟悉，他利用有利条件，很快打通了敌伪封锁线，用亲戚连亲戚的方法宣传抗日。

据熟知情况的村民介绍，徐世良的叔伯舅父，在陈庄一带为非作歹，同辛集、盘河据点的敌人通气，给日伪办事，是作恶多端的汉奸。他得知后，决定处决舅父。胞兄徐禄昌得知后，劝其给条活路，徐世良对胞兄说：“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当区长，舅父却认贼作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陈庄村北树林里，徐区长毅然亲自处决了舅父。

此后，徐世良很快打开了五八区的局面，全区无不欢呼，拥护徐世良。

保卫麦收以身殉国

1944年，麦收之际，县人民政府发出“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的号召，要求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据点封锁起来，组织群众抢收、抢打、抢晒、快藏，日夜突击。

1943年大旱，庄稼欠收，平禹人民的生活处于极度的困苦之中，好不容易盼来了1944年的麦季，叛变投敌的临邑伪顽杂团何风岐（外号“何狗子”），唆使伪军抢收农民的麦子。

徐世良得知伪军抢麦子的消息后，决定保卫麦收。他动员联防民兵，在区部区队带领下护麦。

一日夜晚，伪军出来抢割麦子，他亲自带领区部两个勤务员，埋伏在麦田，当敌人正想偷割麦子时，开枪射击，他充分利用夜晚左右开枪，敌人搞不清人数，利用毕家寨大洼中的坟茔做掩体，同敌人战斗。由于寡不抵众，徐世良身上七处中弹，倒在了敌人的枪下，其余人员也全部牺牲。

得知徐世良牺牲的消息后，宋升村和毕家寨村的村民，将他抬了回来，徐母徐陈氏得知后，几次哭得昏了过去。当时徐世良有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6岁，为解决其家庭困难，时任县委书记的陈文会和县长周今生决定，以平禹县政府名义，给他家一头毛驴，由政府出资，让其兄长徐禄昌代耕，为徐家挑水，担起家务重担。

时隔不久，1945年3月，平禹县政府为徐世良勒石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