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廉政思想36则(连载)

□郭付军

全面考察保廉洁

董仲舒看到了对官吏考察的重要性,一次上书中他说,“扶衰止奸,本在吏耳”,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物价上涨,人民饥饿死亡,盗贼纷纷起事造反,都是官吏治理无方造成的,应当“考察天下领民之吏”,优化官吏的设置和使用,来消灭各种乱象,使“百姓各安其业”,达到善治的目的。

他提出了一套考察贤才方法:虚心向被考察人周围的士人请教,观察他所做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注重和其他贤才商量,征求大众意见,了解到他们的内心真实想法,更要深切地体谅他的情志,观察他的喜好和厌恶,以省察是忠厚君子还是奸佞小人。还要考察他们过去的行为,并与当今的情况进行验证,特别要观察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要注意观察他是否喜欢承受古代贤人的优秀品质,他的对立面是哪些人,他怨恨什么人,他所尊重的人,他经常为何而争执,还要分别他们的亲族和姻亲,来分析他的成长环境。这一套选人用人的方法,直到今天我们看起来也是很实用的。

“试玉需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考察人才,既看他的一时一事,也看长远、看大局。董仲舒强调要看正反两个方面,不能义气取人。他说“闻其声,则别其清浊;见其形,则异其曲直”。在浊之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清;在清当中,一定要知道他的浊;在曲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直;在直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曲。不用显著的遮蔽细微的,不用众多的去掩盖寡少的,要把好事、坏事、美事、丑事与他们各自的行为相对照,才能得出公正的结果,切不可以偏盖全、一恶遮百善、一美遮百丑。真正能把黑与白分别清楚,就能选到真正的贤能之人。有了这样的导向,老百姓就知道该如何去留进退了,国家就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揽名责实,不得虚言

“没有考核,就没有管理”。官吏考核事关行政效率、吏治清明,对政治体系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安宁至关重要。

注重实绩是古今通用的一条官员考核原则。董仲舒说“揽名责实,不得虚言”,要倾听群众的反映,看看他的名声好坏,更要考察实际政绩,在实践中检验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实际贡献,绝不能用虚有的名声来代替官吏的实际表现。

董仲舒强调积累的重要性,从小事做起,从细处着眼。善恶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众少成多,积小致巨”。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著,自身也受人尊重。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逐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所以考核更要注重从小处着眼,从长期观察,不拘泥一时一事,这就是“考其所积也”。

工作成绩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个积累过程,不能凭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决定官员的实绩好坏,要看长远、看积累。他说“考绩之法,考其所积也”。考核官员政绩的方法就是要考察他们所积累的功劳和过失。有时因为特殊的机遇,一个官员到任后短时间内会产生突出的成绩,但从长远看,由于缺乏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政绩却是平平的。也有的官员可能由于一时的特殊情况,到任不久就出现了失误和问题,但从整个任期看,是有能力有魄力的,也能做出成绩来。所以考核干部看短期也看长期,看成绩也看过失,总体评价,实绩为上,这才能得出公正客观的考核结果。

如果本质是善的,并向着善的方向努力,经过不断积累,事业必然会做大。官员到任,以“为天下兴利”为目标,就象“春气之生草”那样,一点一点的积累。“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特别是涉及有利于群众的事情,毫发必兴,不以利小而不为;有害民众的事情,再小也必须革除。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具有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兴利与除害两者结合,来评价官吏的实绩。

从 “文质彬彬”

到 “先质而后文”

董仲舒强调“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文”“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广泛应用于文论、人才、礼仪和社会治理特征等方面。就人才来说,“文”指外在表现,“质”指内在品质。孔子有句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朴胜过文饰,则显野粗、豪直;文饰胜过质朴,则显虚伪、曲折,质朴与文饰搭配均匀,调和得当,才是真正的大雅君子。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说“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符合文质兼备“礼”的社会状态是他心目中最高的治理追求,但“文质彬彬”的状态确实不容易做到,如果在“文质”之间做一选择的话,董仲舒选择了后者,他说“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没有刻意的粉饰,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词藻的妆扮,只坦诚,只有率真,只有心直口快,反倒显得更实际更有用,正是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人才!

他举了一个例子:按照《春秋》书事达理的表现方法,中原诸侯拜访鲁君,一律用“来朝”两字表达。朝见时总免不了一套繁文缛节的礼仪。介国原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其国君名叫葛卢。夷狄之主,不熟悉“来朝”的这一套礼仪,没有行诸侯见鲁君之大礼,所以僖公二十九年冬季,《春秋》书作“介葛卢来”四字,而非“来朝”。考虑到他能够主动朝见礼仪之邦,说明其心中已经萌发向往仁义、趋近王化的意向了,其动机值得肯定,应该给予鼓励和褒奖,因此《春秋》称呼他的名号。然而,如果徒有文饰而失去质朴之本性,不但不符合礼的要求,而且还会滋生出许多罪恶的事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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