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清

上世纪七十年代，屯子的那条土街上，隔三差五总有“咚咚咚，啷啷啷”摇拨浪鼓的响声，那声音蘸着塔糖的甜味，长着小脚似的飞进耳朵里。再瞅货郎，挑着担子，沿着土街旁的柳树荫，一晃一晃地踱了过来。“货郎来了，货郎来了。”在门口做老鹰捉小鸡游戏的我们，一哄而散。都去给自己的大人通风报信。

不消一袋烟工夫，柴门处，摇晃出叔叔婶子、大娘三婆、刚过门的小媳妇和扎着麻花辫的黄花姑娘，大家像观赏露天电影一样，呼啦啦聚在货郎的担子前。

货郎把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子一挽，唱起了一串顺口溜：“闺女闺女你莫慌，买把木梳理红妆；大娘大娘您别急，顶针针线买上炕；俏媳妇纳鞋底，送郎打工去远方；小孩子吃塔糖，吃了塔糖上学房。”货郎一张白净的脸上，漾着甘蔗似的甜兮兮的微笑。那些平素狂吠的狗儿，这会儿也不疯闹了，摇着尾巴，跟在主人身边，在货担子旁张望。

女人们爱扎堆儿，和货郎一边用破旧的物品换针头线脑，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枯燥的日子，因货郎的造访，塞入了一些花花绿绿的氛围。

那时候，剪下来的头发，分长短，论公斤。最多的一绺头发，当属邻家二姐的辫子。货郎来了好几次，磨叽二姐的辫子，想剪走，大娘就是不肯。货郎只给一把剪子和一包绣花针，大娘不干。大娘说，闺女长了二十年的长发，这么单薄的换法，不行。

货郎撇撇嘴：“那你要怎样？”二姐从桃园出来，沾着一身的桃花瓣儿，芬芳扑鼻，打货郎的担子前经过，货郎的眼珠子就直了。二姐发现自己的大辫子在货郎的手里，脸就红了。她感到心底的秘密被年轻的货郎窥视了。她说：“娘，不卖了。”二姐伸手夺过辫子扭身就走。

后来，桃花开的季节，货郎牵着二姐的手，连同她的那长长的大辫子，去了他乡。

再有拨浪鼓在土街摇落一地乡音时，我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这个货郎和牵走二姐的南方人有区别，他的面孔黑黢黢的，但他的拨浪鼓很漂亮。爹看过两次，也用手摸搓过，爹说是蛇皮裹在上面的，小棒槌一打在鼓面，发出的声音格外清脆悦耳。我经不住诱惑，趁着货郎给大家找物什的机会，拿起他扁担头挂着的拨浪鼓，摇了起来，“当啷当啷，咚咚咚”。货郎也不生气，叮嘱说，别摇坏棒槌就行。

小孩子的天性，不在针线木梳、手帕小镜子及顶针上，而是在货郎担子里，木箱盛着的世界里。

那时，屯子的人家穷富落差不大，大部分庄户人家都穷，苞米糊糊稀得能映出人影。吃 不饱，哪有剩钱买货郎的物什，就攒了塑料瓶子破铜烂铁跟他兑换。

我顶稀罕蹲在他的木箱前，看货郎小心翼翼打开盖子，露出里边的神奇空间。

货郎手很巧，把木箱分割出四四方方规格一样的隔间，饥荒岁月里，人们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不必仗着脚板去乡里供销社买，货郎一来，什么都送到炕头上了。

那时候，奶奶和小叔小婶住东屋，奶奶隔三差五的留货郎在家住一宿，第二天，奶奶准来我家，塞给我两块塔糖，有时是棉花糖。都是货郎过意不去，馈赠奶奶的。

货郎的担子不仅挑着屯子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更是孩子们沉闷生活的调味品，盼着拨浪鼓在乡村的阡陌上摇出一团喜庆，那仿佛过年一样热闹的场景，就像一把草，深深生长在心底，春华秋实，随岁月的野火，烧了一茬，又出来一茬。年年岁岁，无穷尽也。

现在，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大凡有烟火的地方，都有超市。想买什么，不愿动弹，一个电话送货上门。货郎们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走在乡间的柏油路上，耳边依稀传来那熟悉又陌生的摇拨浪鼓声，挑着担子的货郎，一摇一晃地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