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是互联网时代，医保异地结算，身份证异地补办、新闻稿件网上修改、网上传递，这在七十年代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我是1972年到临邑县双丰公社做通讯报道工作的。当时写稿是发现典型事例、深入实地采访、领导审阅、最后定稿。定稿后首先送两个单位，一是县广播站，二是县委报道组。当时咱县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县广播站是唯一的宣传媒体。各公社都有广播放大站、村村通广播、户户有喇叭，一天三次按时播音，中央及各级的重要新闻、县委的重要会议、重要决策、都是经县广播站宣传播出，在全县宣传的份量很重、效果很好，把稿件送广播站，用稿快、用稿率高，今天送的稿子、明天一早就能听到声音了，公社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很关注。去广播站送稿，广播站的领导都很欢迎支持，经常是领导亲自接待，还赠送稿纸，虽然没有稿酬，但通讯员还是将稿件踊跃送到广播站。
七十年代初，上上下下对通讯报道工作特别重视，各级经常召开两杆子会议，即“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两杆子”。县委、公社党委都设通讯报道组，有专门的办公室，有专业的人员，有具体的分管领导，具体研究领导全县的通讯报道工作，各大队都有通讯员。那时通讯员写的稿件，认为有价值的，可第一时间送到县委报道组，不用提前联系随时都有人值班。县委报道组的领导阅稿后，有的有“价值“，盖县委宣传组公章，寄发上级有关新闻媒体，有的帮助修改，有的提出修改意见。有时媒体需要，还要赶紧去送稿。说起送稿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年春天，我写了篇双丰公社发动群众大搞春季植树造林的稿件，县委报道组的同志看后说：“《大众日报》正需要这样的稿件，因时间关系要迅速送去。”我和县委宣传组的许新耀老师一起去的。当时已是初春，济南市民已换上春装，我还是穿着过冬的大棉裤、大棉袄。报社通联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贺的同志，他还认为我是一块去查病的呢。许老师忙介绍说：“他是我县的农民通讯员，这个稿件就是他写的。”因为第一次送稿，弄得很不好意思，还好，稿件很快见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七十年代，县委报道组经常举办全县通讯员学习班，请报社电台的同志做报告，组织授课，组织集体采访、集体改稿、评稿、年终召开通讯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议，临邑的通讯报道工作红红火火，在德州地区名列前茅。有一年县委书记许志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田口公社通讯员董学福写的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报道，在《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全县引起轰动。同时全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通讯员队伍。就我熟悉的咱县原农办副主任、棉办主任方志江同志来说，他是孙庵公社的通讯员，他写的稿子在《大众日报》农村版见报率很高，他在大众日报社已是临邑的名片。在教育厅工作的赵德英同志是双丰公社的通讯员，她总结的张牧羊民兵连的工作经验，在《解放军报》、《山东民兵》发表。在省文联工作的尹世林同志是孙庵公社的通讯员，在省工商联工作的栾文通同志是营子公社的通讯员，他们编写的临邑民兵在抗战时期的战斗故事，被省级以上刊物多次发表。《大众日报》德州记者站站长佟化文同志是营子公社的通讯员，咱县宣传部的李新平同志是赵家公社通讯员，他俩都是“写稿狂人”、“拼命三郎”。
写稿是一项苦差事，七十年代更苦。那时没有摩托车、电动车，活动全靠自行车，县委报道组带领到德平碱李采访，来回二百多里路，都是骑自行车。稿子定稿后抄写也是硬任务，没有打印机、复印机都用圆珠笔复写纸抄写，一次4-5份，时间长了，食指都磨出茧子。公社机关照明，是自己发电，晚上十点钟停电，往往是提前装满煤油、擦亮“泡子”准备夜战，熬夜写东西已成常态。那时工资很低，工作量很大，但很充实也不觉累，特别是写的稿件被新闻单位采用，如同注射了兴奋剂，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写稿这是一门技能，领导都喜欢会写稿脾气好的同志。特别是农民的孩子，没根子、没门子、没票子，要靠努力写稿子。建议年轻的同志少玩点手机 、少一点应酬、多读书、多看报、多积累素材、多写点东西。对你一生是大有益处的。 口述人：李修河 整理人：刘富强
我是1972年到临邑县双丰公社做通讯报道工作的。当时写稿是发现典型事例、深入实地采访、领导审阅、最后定稿。定稿后首先送两个单位，一是县广播站，二是县委报道组。当时咱县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县广播站是唯一的宣传媒体。各公社都有广播放大站、村村通广播、户户有喇叭，一天三次按时播音，中央及各级的重要新闻、县委的重要会议、重要决策、都是经县广播站宣传播出，在全县宣传的份量很重、效果很好，把稿件送广播站，用稿快、用稿率高，今天送的稿子、明天一早就能听到声音了，公社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很关注。去广播站送稿，广播站的领导都很欢迎支持，经常是领导亲自接待，还赠送稿纸，虽然没有稿酬，但通讯员还是将稿件踊跃送到广播站。
七十年代初，上上下下对通讯报道工作特别重视，各级经常召开两杆子会议，即“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两杆子”。县委、公社党委都设通讯报道组，有专门的办公室，有专业的人员，有具体的分管领导，具体研究领导全县的通讯报道工作，各大队都有通讯员。那时通讯员写的稿件，认为有价值的，可第一时间送到县委报道组，不用提前联系随时都有人值班。县委报道组的领导阅稿后，有的有“价值“，盖县委宣传组公章，寄发上级有关新闻媒体，有的帮助修改，有的提出修改意见。有时媒体需要，还要赶紧去送稿。说起送稿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年春天，我写了篇双丰公社发动群众大搞春季植树造林的稿件，县委报道组的同志看后说：“《大众日报》正需要这样的稿件，因时间关系要迅速送去。”我和县委宣传组的许新耀老师一起去的。当时已是初春，济南市民已换上春装，我还是穿着过冬的大棉裤、大棉袄。报社通联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贺的同志，他还认为我是一块去查病的呢。许老师忙介绍说：“他是我县的农民通讯员，这个稿件就是他写的。”因为第一次送稿，弄得很不好意思，还好，稿件很快见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七十年代，县委报道组经常举办全县通讯员学习班，请报社电台的同志做报告，组织授课，组织集体采访、集体改稿、评稿、年终召开通讯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议，临邑的通讯报道工作红红火火，在德州地区名列前茅。有一年县委书记许志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田口公社通讯员董学福写的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报道，在《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全县引起轰动。同时全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通讯员队伍。就我熟悉的咱县原农办副主任、棉办主任方志江同志来说，他是孙庵公社的通讯员，他写的稿子在《大众日报》农村版见报率很高，他在大众日报社已是临邑的名片。在教育厅工作的赵德英同志是双丰公社的通讯员，她总结的张牧羊民兵连的工作经验，在《解放军报》、《山东民兵》发表。在省文联工作的尹世林同志是孙庵公社的通讯员，在省工商联工作的栾文通同志是营子公社的通讯员，他们编写的临邑民兵在抗战时期的战斗故事，被省级以上刊物多次发表。《大众日报》德州记者站站长佟化文同志是营子公社的通讯员，咱县宣传部的李新平同志是赵家公社通讯员，他俩都是“写稿狂人”、“拼命三郎”。
写稿是一项苦差事，七十年代更苦。那时没有摩托车、电动车，活动全靠自行车，县委报道组带领到德平碱李采访，来回二百多里路，都是骑自行车。稿子定稿后抄写也是硬任务，没有打印机、复印机都用圆珠笔复写纸抄写，一次4-5份，时间长了，食指都磨出茧子。公社机关照明，是自己发电，晚上十点钟停电，往往是提前装满煤油、擦亮“泡子”准备夜战，熬夜写东西已成常态。那时工资很低，工作量很大，但很充实也不觉累，特别是写的稿件被新闻单位采用，如同注射了兴奋剂，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写稿这是一门技能，领导都喜欢会写稿脾气好的同志。特别是农民的孩子，没根子、没门子、没票子，要靠努力写稿子。建议年轻的同志少玩点手机 、少一点应酬、多读书、多看报、多积累素材、多写点东西。对你一生是大有益处的。 口述人：李修河 整理人：刘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