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韵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豁达、直率而豪爽的人。出身贫农的他，解放前入的党。农村合作社成立的初期，他由于积极能干，参与了合作社的早期组建，后来一直工作在商业系统。

我高考前，初选完以后，正赶上麦收季节，就去帮着割麦子。我从小就没干过这种累活，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干，此时刚好初选通知下来了，我选上了。父亲高兴地咧着嘴笑起来，扯下脖颈子上的那块羊肚子毛巾，擦了一把满脸的汗水，一下夺过我手里的镰刀，“去去去，赶紧回家，抓紧复习功课去吧。”

高考完后，是漫长的等待。母亲便领着我去算卦，算命老头说我是吃国家粮的人，这下母亲稍稍安慰了些。而父亲却显得很淡定，说，考上就考上，考不上再去复习。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父亲兴高采烈地简直像个孩子，从小到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开心地笑过。“闺女考上啦！”见一个说一个，从村西说到村东，从清晨说到傍晚，那种幸福充盈着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当时村里出了个大学生，是件很隆重的大喜事，那一年我们村就出了我一个，父亲自然感觉脸上有光了。

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体检的时候，父亲陪我去的。从我家到县城，有十五公里的路，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瓢泼大雨浇得我们像落汤鸡，父亲很吃力地迎着风雨，艰难地行走，而脸上却依然挂着会心的笑容。

我看着风雨中的父亲，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要去的那个城市，离我家六百六十华里，坐火车要多半天才能到达。本来可以和同学一起去的，可父亲说什么也不放心，非要亲自送我去。很细心地将我的行李一一打点好，然后从他手腕上捋下他那块心爱的上海牌手表，递给我，我不要，他说，“你用得着，拿去吧。”

到了那里，因为我是第二天去报到的，学校接站的已经没有了，父亲就打了一辆小蹦蹦车，那人张口就要七元。要知道啊，我的火车票才六块六毛钱，从车站到学校只有几里路，他竟然要七块！我说，不坐了，太贵！可父亲二话没说，价也不砍，从兜里掏出来就给了他。

我毕业后，很顺利地分配到父亲上班的那个单位。父亲已经退休了，弟弟接了他的班，我家的日子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干完地里的农活，还和别人合伙做起了小生意。后来，我们坚决不让他干了，想让他享享清福，我家的院子里，父亲种满了各种蔬菜和花卉。勤快的父亲，每天忙碌着，把这个家收拾得像个小花园。

天有不测风云，好景不长。那一年父亲突然感觉右臂酸麻，去了医院，说是血栓，治疗了好长时间，仍不见好转。我感觉父亲越来越沉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而是喜欢独自呆在一旁，目光呆滞，言语也少了。感到病情不妙，再去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脑部有三个病灶，多发性脑瘤，肺癌脑转移！

医生说，可以手术，但风险很大，建议最好保守治疗。就这样，一向很高大魁伟，体格健壮的父亲，一天不如一天，由于脑部三个肿瘤压迫了多处神经，视力越来越模糊，行动越来越迟缓，记忆越来越减退，思维越来越紊乱。到了后期，连我们也不认识了，那段日子，我们最痛苦最难熬，只能眼看着父亲的生命，一天天消逝。

父亲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六十八岁那年，走完了他的人生。

这么多年，我一直忘不了，父亲那开心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