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4日作者（左）与安作璋先生合影

张明福

2月21日上午，我得到消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作璋先生于前一晚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条不长的信息瞬间把我的眼睛打湿，它无情地宣告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我的老师安先生真的走了。

安作璋先生今年已93岁高龄，生前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致力于山东省地域文化的研究，为秦汉史和山东地方史以及大运河文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直到去世前，先生仍是笔耕不辍，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超过一千多万字。我自1978年春天大学入学，有幸成为安先生的学生至今已有四十一个年头了，安先生高尚的品德，宽厚的为人，一直是学生们学习的榜样。他孜孜不倦、勤学多思的钻研精神，也不断激励着我们。

谆谆教诲

下气力搞清大运河历史

回忆往昔，最令我牢记在心的当属2014年12月，先生对我的最后一次教诲。那天我和妻子专程前往济南，将老师为我写序的《德州往事》一书样书送给他，并提前将润笔费装在信封里包好，准备带给先生。

当我们到达山师大二宿舍门口时，没想到年已八十八岁的安老师，早已在楼下等着我们了。进家后，我赶忙把《德州往事》一书递给他。安先生戴上花镜，将书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翻阅了一遍，连声说“好”“好”。趁先生翻看书籍，我把装着润资的信封悄悄地放在写字台上，没想到却被先生发现了。从来不爱着急的先生，手指信封脸色突变，我赶紧将信封收起放回自己的文件兜，先生方才露出和蔼的笑容。

我妻子和安先生还是第一次见面，先生对我妻子夸奖我肯学、能思、善写，所从事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项功德无量的事情，并特意叮嘱她以后要多多支持我的研究。初次见到有学界泰斗之称的老师，我妻子起初也有些紧张蹙促，但几句交谈过后便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样无拘无束了。

最后话题自然落到已经面临退休的我，以后如何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继续发挥余热上。安先生建议我在搞德州地域文化研究的同时，多多进行大运河文化的研究。

先生不仅是国内顶尖的秦汉史专家，也是山东地方史研究的最高权威，更是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先行和集大成者。他鼓励我说：自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你已在德州报上连续发了十多篇（17篇）解读南运河德州段的文章，这个课题需要很好的做下去。”他说，中国大运河与万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工程，大运河从建成之日起，就发挥了重要交通运输功能，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一部运河史就是半部国家史，要下气力把大运河的历史搞清楚，从而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更好地提供借鉴；再说，地域文化研究具体到德州，尤其是德州金元明清史以及德州近代史的研究，都要用运河文化的观点来统领，不然就分不清轻重缓急，找不出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

临走，先生送给我一套他于2006年主编的195万字、三卷本的《中国大运河》。

榜样力量

心无旁骛投身相关研究

打那以后，我就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大运河文化的研究中。先后自费或半自费前往省内外多地考察，并多次参加运河文化研讨会；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5篇、介绍德州运河文化的文章25篇；两本主要著作，《山东运河碑刻选》（16万字）已完成，《山东运河碑刻集》（30万字）也即将脱稿。与此同时，我还有幸成为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德州分中心副会长，结识了一大帮同仁，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朋友圈，并积累了半橱柜运河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做到了入则掬清茶一杯，坐拥书城，神游瀚海，积思成文；出则偕二三文友，走城郊东西，寻残碑断简，访耆儒野老。

我原本打算《山东运河碑刻选》和《德州往事（二）》出书后，给先生送书的时候，详细汇报这几年研究运河文化的收获，并再次聆听他老人家的孜孜教诲。可惜，这一简单的设想，随着先生的仙逝，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安先生，我只能在祭奠您的那昏暗摇曳的烛光中向您保证：我会继续以您为榜样，按照您的要求，将自己的后半生投身到德州地域文化与山东运河文化研究中，用更多的成果回报社会，为培养我的先生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