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大年初一，在供奉父母双亲和列祖列宗的家堂前，双膝跪下，说声“拜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45年前的一件小事。
　　农村过年最热闹的就数初一了。那些年正值“文革”，在除旧立新的声浪中，家谱被烧掉，磕头被废除，但乡亲们还是以族员为单位，吃罢新春第一顿饺子，换上崭新衣服，走出家门，仨一团俩一伙，到辈份较大或年长的老人家里，表达自己对老一辈人的敬重和感激。整个村落很快就传遍了欢声笑语。
　　那年初一我7岁，跟小伙伴们四处追逐，搜寻芯灭的鞭炮，然后点燃，抱耳听到闷响，开心一笑，一眨眼，半天功夫就过去了，伙伴们渐渐散去。我一个人慢吞吞地游荡，突然想起爸爸，产生了一个要给他一份惊喜的想法。
　　爸爸出生于1927年11月，打小就帮着奶奶烧水开茶馆、蒸馒头卖馒头，周围的人都知道那个卖馒头的瘦小孩。1946年，在解放战争中，爸爸踊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亲历了无数次险仗恶仗。回家务农后，爸爸从不居功自傲，生产队里有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在前面；谁家修房盖屋，他都主动帮忙，乡亲们没有不说爸爸好的。对我这个“老生子”来说，爸爸更是疼爱有加，从没训斥过。每次出门赶集，总给我带回来一本连环画，还常把剩下的一两分零钱让我攒着。
　　给爸爸一个什么惊喜呢？我一下子想到了烟。印象里，大人们都爱抽烟，家家炕头上都有一个旱烟簸箩。忙时喘口气儿，闲时解解闷儿，没事时唠唠嗑，都要卷一根，来一袋。爸爸和娘常问我作业本用完了没有，我就知道这时他们的卷烟纸快没了。我想，过年要给爸爸买点好烟——盒装香烟。那时大人们都抽旱烟，烟卷算是“奢侈品”。当时香烟牌子很少，就是德州产的雪梅、巨轮、灯塔和大丰产。买一盒觉得少了点，买两盒灯塔得花三毛六，我总共攒了四毛钱，只能剩四分了。如果买两盒大丰产，一毛四一盒，两盒二毛八，还能剩下一毛二呢。我权衡了一会儿，跑到村东头供销社，买了两盒大丰产，双手紧捏，一路小跑回了家。
　　这时候家里还聚集着很多拜年的人。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两盒“大丰产”，塞在爸爸手里，他一愣神，拉住我轻声问道：“傻孩子谁让你买的呀？”我满脸涨红，一下子扑到爸爸怀里，爸爸好像一下子明白了，紧紧地把我抱住。我记得自己当时哭了，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懊恼我自己，是不是这两盒烟带来了厄运？那年九月，爸爸查出了癌症，腊月二十五这天，爸爸病危，乡亲们用门板步行将爸爸抬到3公里外的大柳镇医院。由于我太小，被落在家里。多年后，娘常说起：“你爸爸最后走的时候，光喊你的小名。”我懊悔地想，如果那年我不送烟，也许爸爸就不会得那样的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