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善

老家院子里的青砖上，挂着霜的落叶湿漉漉的，有父亲用竹帚扫过的痕迹。空气里有柴烟、蒸馍、油香的混杂气味——这便是我童年的年味。我总嫌这“忙”搅了放寒假的清闲。直到多年后，自己在只需指尖轻点便送来一应年货的繁华城市里，对着手机屏守岁，才猛然惊觉：我那被嫌弃过的“忙”，原来正是年味的魂。

记忆里的“忙”，是浸到骨髓里的。腊月廿三小年一到，家人的骨骼便咯咯作响地调整姿态。除尘是头等大事，那不叫打扫，叫“掸新”。父亲踩着高凳扫房梁，灰尘簌簌落下，在晨光里翻飞如金粉。母亲包着头巾擦窗户，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我负责扫地，扫帚过处，一年的灰尘都被聚拢、清除。“扫走晦气，迎来福气。”母亲说这话时，阳光正好透过擦亮的窗玻璃照进来，亮堂堂的。

炸年货是过年的前奏。腊月二十五，母亲支起大铁锅，倒上半锅油。待油冒起细密的泡，她麻利地下入裹好地瓜粉的鸡块、排骨段，锅里“滋啦”作响。不一会儿，金黄色的炸鸡、炸排骨就捞出来了，堆在大瓷盆里像座小山。接着是炸豆腐、炸丸子、炸藕盒……厨房里油香四溢。这才是年的味道。

二十六，杀年猪。这一天是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请来杀猪匠，他们膀阔腰圆，动作利索，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子杀伐决断的气势。杀猪的流程繁琐而讲究。先是放血，然后是烫毛、褪毛、开膛，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那时，村里杀猪匠向义叔是最受欢迎的人，他手法娴熟，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啧啧称叹，有人低声讨论着猪肉的成色。杀猪宴是杀猪后的重头戏。一桌丰盛的菜肴，猪血、猪肝、猪颈肉，样样齐全。帮忙的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谈天说地，笑声不断。

腊月二十八，厨房里飘出阵阵发酵的面香。蒸馒头，是过年的一件大事。母亲提前一天把准备好的老酵子融入温水泡软，把面粉倒入大瓷盆里，加入碱面以后，把面揉匀，然后揪下一小团面，放在鼻尖嗅一嗅，然后把面团放在火上烤熟，判断加入的碱面是否合适。揉面是个力气活，过年时蒸的馒头多，邻居婶子们都来帮忙。馒头蒸熟，蒸笼一掀，白气冲天，满屋麦香。母亲先拿出一个放在天地牌位前，才允许我们吃。一锅又一锅，母亲不辞辛劳地蒸着馒头和包子，厨房里的麦香、面香、馅香交织在一起，成为年的专属味道。

忙的顶点，是除夕。早饭后，父亲研墨，我扶纸，看他写春联。墨是“金不换”，在砚台里慢慢研磨，散出浓郁的松烟香。父亲的字是端正的颜体，笔笔送到。“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墨迹未干，油光乌亮。贴上大门，那红便陡然有了神采，成了家的脸面。午饭前，要“请家神”，在八仙桌上摆起三牲福礼、糕点茶酒，父亲领着男丁，神情庄重地祭告天地祖先。香烟袅袅升起，穿堂过屋，融入天空。那一刻，所有的“忙”仿佛都有了归宿——我们在用最诚恳的仪式，与旧时光作揖告别，对天地秩序表达敬畏，对新岁献上孩童般热切的祈福。

夜幕降临，丰盛的年夜饭摆上了桌。在年夜饭中，翻身饼是很重要的角色，寓意把过去所有烦恼与困难都抛下，即使咸鱼也要大翻身。晚饭后，一家人围坐一起，和面、调馅、擀皮，包饺子，守年夜，其乐融融，团团圆圆，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

后来，时光的流速陡然加快。超市货架上，成品年糕花样繁多，摆放整齐；手机里，群发的祝福纷纭而至，辞藻华美；电视晚会的声音成了熟悉的背景音……我们却各自埋头，在虚拟的网络里抢着红包。懒散取代了繁忙，便捷消解了仪式。我终于过上了童年梦寐以求的“清闲年”，却在杯盘狼藉后，感到些许无聊和空洞。年的形式被高度提纯，年的精神却被悄然稀释。我们节省了时间，却似乎把那个需要“忙碌”才能请下凡间的“年”，关在了门外。

直到有一年，我带女儿回乡过年。她看见奶奶在灶间忙活，竟也伸出小手，学着将芝麻一点一点嵌进枣泥团。那笨拙而认真的模样，像一道微光，照亮了蒙尘的记忆。

我忽然明白，年味的本质，原来就藏在这心甘情愿、全情投入的“忙”里。它不是现成的、可供消费的物件，而是必须亲手创造的作品；不是清闲的享受，而是专注的付出。我们用时间去熬煮，用汗水去浸润，用一颗虔敬的心去反复叩问，才终于能够点燃这盏叫做“团圆”与“希望”的古老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