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赠卢见曾画作
《卢见曾出塞图》，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绘玉门关外卢见曾等行骑状，画面中央绘卢见曾乘骑正面像，貌清癯，微髯，神态自若。前后二骑马人，为随从人员。此图为原图局部
□张明福
因德州是以“德”命名的州县，外地人对德州走出的良吏，常尊称“德州先生”，意指从道德高尚之地走出的官员，饱含肯定与赞誉。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往往是老百姓对有作为官员的褒扬。德州作为天子脚下的崇德之州，明清两朝走出的官吏众多，他们无论任职何处，皆致力于兴办教育、兴修水利、赈灾救民、抑制豪强，且始终坚守为官清廉的操守。清代中期，德州籍官员中以两位“德州先生”尤为著称，即贵州巡抚田雯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
清康熙年间第一位“德州先生”——贵州巡抚田雯
田雯（1635—1704），字紫纶，一字子纶，亦字纶霞，号漪亭，自号山姜子，晚号蒙斋，清代济南府德州（今德州市德城区）人。清顺治十七年（1660）中举人，康熙三年（1664）中进士。历任中书舍人、户部福建司主事、云南清吏司员外郎、工部虞衡司郎中、江南学政、江南按察使司佥事、湖广督粮道、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江宁巡抚、贵州巡抚、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德州人尊称“田侍郎”。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致仕，四十三年（1704）二月卒于家中。著有《山姜诗选》《古欢堂集》《黔书》《长河志籍考》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皇帝南巡，为其题赠“山姜书屋”匾额。
康熙二十六年（1688）四月，田雯由江宁巡抚调任贵州巡抚，开启了为期四年的治黔生涯。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地理条件恶劣却系交通要道，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民族关系复杂，被当时官员视为畏途之地。当时，清廷刚平定吴三桂叛乱，贵州亟须休养生息。田雯五月到任后，推行教化、体恤百姓，深得各族民众拥戴，“声震三苗，威服遐荒”。任职期间，他发现贵州威宁、大定、黎平、思南、铜仁各镇驻军，军粮需从有米无驻军之地调拨，“距省五六百里，运或千里，兵多米少”；且“黔山峻险，运费倍于正供”，运送军粮的民夫劳苦不堪，此制极为不合实际。经调研考量，他向朝廷上奏：“请将艰运之开州等州县折银解库，听兵领银自购，庶兵民两便。”即把驻军所需军粮折算为银两，让士兵在驻地就近购粮，既解决了运途遥远之困，又节省了额外开支。在他任职的四年间，贵州社会安定，未发生大的动乱。
田雯的治黔方略，以兴办文教为重中之重。他在《请建学疏》中明确提出兴文助教的理念：“臣忝任抚黔，以敦崇学校为先。盖学校之关系，乃风俗人心之根本。”行动上，他就平溪卫（今贵州玉屏县）、清浪卫（今贵州镇远县清溪镇）童生就近乡试，及贵州多地增设学校等问题，专门上奏朝廷恳请解决。此前，田雯赴黔途经两卫时，当地士子便恳请“复赴贵州乡试”。平溪、清浪两卫清初隶属湖广行省，按制童生应赴湖广应试，但“士子惮洞庭风涛之险，又以能文之士不及楚省”，赴考者寥寥且鲜有中第之人；而前往贵州应试路途更近便，故田雯萌生为士子陈情之念。与此同时，贵州贵筑等九县、永宁等三州“俱未设专学，每为所附之县所抑”；新添、镇远、偏桥等五卫因裁卫归并，生童应试名额亦被削减，与贵定等五处共用名额，当地士子纷纷向田雯申诉，希望改善处境。
田雯摸清情况后，就上述两事具折上奏，请求朝廷优化贵州科举制度。他提议：“贵筑省会大县，请设训导一员，岁、科试取附学生十五名；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永宁、独山、麻哈俱取附学生八名，暂以附近教职兼摄，俟人文日盛，再立教官。兴隆、新添、镇西、乌撒、赤水仍复原额，以五县学官兼管；平溪、清浪赴贵州乡试，而岁科二试赴思州。”朝廷将奏折转交礼部，礼部核准了部分建议：“贵筑照小学例取附学生八名，令新贵学官兼管；其永宁、普定诸州县，附就近有学州县应试，不别设学额；五卫仍并五学额内，不复增设；平溪、清浪乡试赴贵州，岁、科试赴思州。”田雯的奏请，是贵州科举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切实为当地士子解决了应试难题。
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雯会同总督联名上书，申请设立瓮安县学，获朝廷批准。同年，他主持重修贵阳名胜甲秀楼。当时甲秀楼已朽坏不堪，田雯“鸠工重建”，并撰写《甲秀楼重修碑记》，感慨道：“甲秀楼建于贵阳城南，江公东之所从事也，越今百余年矣。波涛汹涌之冲激，风雨雷霆之动摇，焉得有完楼哉？盖江公而后，无复喜从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当日，知楼之有关于黔而皇皇为之，且有关于黔之人才风气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后，或数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听乎波涛汹涌、风雨雷霆之交加于楼也，楼虽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无如江公而后，遂成绝响，落落百余年间，无复喜从事者，斯亦楼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不独一楼然矣。”他在贵州讲学兴教，将自身所藏近万卷图书赠予当地书院，还著有《黔书》二卷。康熙三十年（1691）七月，田雯因母亲去世丁忧离黔，临行之时，“泣送者百里不绝”。士绅百姓为感念其德政，集资修建“山姜别业”祠，以作永久纪念。
田雯所撰《黔书》，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属地理类杂著，其编撰宗旨为“专为治黔者法”。该书分上下两卷，篇目涵盖建置沿革、民族、风俗、方言、米盐、治乱、山川、桥梁、名胜古迹、名宦、人物、祠庙、物产等，内容涉及历史人文、文化教育、民族民俗、山川风土、轶事掌故、财富物产诸多领域，文风自成一家，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
《黔书》凝聚着田雯的治黔理念，他认为，贵州在全国格局中地位重要，“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精准点明了贵州作为西南中枢的战略意义。其好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嘉炎亦感慨：“黔治则与之俱治，黔乱则与之俱乱。”“先生之书，既重于严兵守土，而尤重于羁縻抚绥。每于前人定乱服叛之举，其不事张皇、不烦兵革者，必津津书之，以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即可永为治黔之法者也。”
事实证明，田雯的治黔理念贴合实际。《黔书》在向世人介绍贵州概况的同时，也饱含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该书虽存在一定局限与偏见，所载部分怪异之事近乎荒诞，但对贵州史实的记述价值颇高，瑕不掩瑜，不失为存世资治的佳作。
田雯将德州浓厚的文风带入贵州，倡导文化建设、广建学堂，力图通过提升民众文化素养，以教化手段推动贵州经济文化发展。贵州作为西南省份，明初始设行省，至清代仍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之地，境内少数民族因生计等诸多原因，时常发生动乱。当时提督拟以武力会剿，田雯力主以抚代剿、重教化民，避免了血腥屠杀。与此同时，他整顿吏治以稳定局势，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兴学办教以教化人心，成效显著。
田雯治理贵州的核心举措有四：一是结合贵州实际，上疏请求广建官学；二是疏请调整部分州卫隶属关系，理顺管理体制；三是重修地方人文景观，营造崇文尚学的社会氛围；四是奖掖提拔贵州青年才俊，不遗余力。他在黔期间，先后重修甲秀楼、阳明书院、诸葛亮祠、龙场书院，捐赠藏书、教导士子，极大改善了贵州文化荒落的局面，使当地科举翰苑人才辈出。百姓称颂其德：“夜郎复旦、罗甸回春。”并亲切称其为“德州先生”，以表爱戴与敬意。
第二位“德州先生”——两淮盐运使卢见曾
卢见曾（1690—1768），字抱孙，号澹园，室名雅雨堂，又号雅雨、雅雨山人，今德城区天衢街道卢家园人。其高祖卢宗哲、曾叔祖卢世㴶，均为明代进士；父亲卢道悦，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任陕西陇西、河南偃师知县。卢见曾自幼受良好家庭教育熏陶，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人，六十年（1721）中进士；清雍正三年（1725）授四川洪雅知县，九年（1731）任安徽蒙城知县，同年升任安徽六安知州，十二年（1734）调任亳州知州、庐州知州，十三年（1735）调任江宁知府，后转任颍州知州；清乾隆元年（1736）升任两淮盐运使。乾隆三年（1738），卢见曾被革职，并于乾隆五年（1740）发配塞外军台效力。行前，当时诗书画印俱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为卢见曾作画，名《雅雨山人出塞图》，又称《卢见曾出塞图》。后卢见曾冤案昭雪，复被起用：乾隆九年（1744）授直隶滦州知州，十年（1745）任永平府知府，十六年（1751）改任长芦盐运使，十八年（1753）再次出任两淮盐运使。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十三岁的卢见曾告老还乡。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南巡途经德州，赐其御书“德水耆英”匾额。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引案发，卢见曾受牵连入狱，同年病逝于苏州。乾隆三十六年（1771），卢见曾得以平反昭雪。
卢见曾为官三十余年，任职之地达十余处，既曾治理贫瘠洪荒的县域，亦曾执掌油水丰厚、炙手可热的盐政，加之两次蒙冤昭雪的传奇经历，使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历史自有公论：直隶总督那苏图在给乾隆帝的荐表中称他“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清史稿》评价其“擅吏才，历官有声”；同事赞其“抉理治事，如昆刀切至，庖丁解牛，颖锐精卓”。总而言之，他一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
卢见曾每到一处任职，必以兴办文教、醇化政风民风为首要之事，其次便是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他为官正直，敢于为百姓主持公道，首次担任两淮盐运使期间，为淮扬盐民维权之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当时，盐商勾结官府侵占灶户（盐民）盐池，双方就土地所有权纷争不休，久讼不决，灶民深受其害。卢见曾到任后，公正裁决“灶属商亭，粮归灶纳”，明确承认灶民的土地所有权，坚定维护了盐民利益，并将此事申报朝廷、详陈缘由，经朝廷批准后转六部备案，后人称此份文书为《卢案》。
后来海潮成灾，灶地多被淹没，卢见曾再次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缓征灶民钱粮，并对受灾民众分别予以赈济安抚。此举触怒了贪官污吏与不法盐商，他们罗织罪名、诬告构陷，卢见曾“被参一十七款，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两淮总督、巡盐御史甚至弹劾他与江苏巡抚邵基结党营私。卢见曾因此被革职，发配塞外军台效力。
1914年，盐商企图夺占淮扬盐民土地，盐民依据卢见曾任职时经清廷批准、六部备案的《卢案》，成功打赢官司。为追念卢见曾的恩德，淮扬盐民于1920年筹资兴建“卢公祠”，并邀请一代大儒、改革家康有为题写匾额，以此缅怀这位爱民护民的父母官。
2005年12月，西泠印社所藏金农《花果册》水墨纸本册页，首次在杭州拍卖会上公开亮相。杭州金农研究专家胡西林先生称，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其《花果册》是当时市场上极为难得的珍品。这本册页绘于乾隆二十年（1755），距今已二百七十年，先后经丁辅之、高邕之、蒋祖诒、张珩、徐平羽、唐云等名家收藏鉴赏，1932年经西泠印社珂罗版刊印，1935年又被收入兴文社出版的《南画大成》，传承有序、著录清晰——其公开拍卖尚属首次。
该册页共十二开，每开纵二十四厘米、横三十厘米，绘有各式花果，涵盖草本木本、春花秋花，亦有折枝缠枝、清供赏石，每一幅均以清润笔墨绘就，借墨色浓淡营造清雅意境，赏心悦目。全册画浓字淡，即便金农惯用油烟墨书写的漆书，在此册题识时亦改用干笔淡墨，对比关系处理精妙。十二开册页均有署款钤印，其中第十二开署款最详：“乙亥（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雨中画，献‘德州先生’使君有道之教，曲江外史金农。”
“德州先生”究竟是谁，曾是一桩迷案，但结合“使君”称谓及册页创作于1755年的背景，可知此人必与扬州关联深厚。“使君”旧时为对官员的尊称，汉代始称刺史为“使君”，后世沿用此称。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为府级建制，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从四品）。据嘉庆十五年《扬州府志》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扬州知府为正蓝旗人兆麟。但扬州作为盐运集散大码头，朝廷另设两淮盐运使一职（从三品），论行政级别为当时扬州最高。1755年任职两淮盐运使且为德州人的，非卢见曾莫属。
《清史列传》等史料记载，金农与卢见曾交情深厚，此前金农曾绘十二开《花卉册》赠予卢见曾。卢见曾本身儒雅好诗，任职两淮盐运使期间，与在扬州谋生的诸多文士交善，常筹划雅集活动。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初三，卢见曾在扬州主持首次红桥修禊，金农、郑燮（郑板桥）均参与其中。综合考证可知，这套珍贵的《花果册》是金农晚年在扬州所作，专门赠予当时扬州级别最高的官员卢见曾，印证了其“德州先生”的称谓。
两位“德州先生”均对家乡怀有赤子之情
两位“德州先生”是清初德州走出的杰出人才，他们在施政过程中，完美诠释了“崇德之州”的内涵，为家乡赢得了荣誉。他们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光添彩的同时，亦不忘宣传德州，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底蕴。
田雯是典型的热爱家乡的文人士大夫，他在《长河志籍考》中写道：“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言之矣！”意为对故乡必须心怀最高礼敬，这是《诗经》传递的古训。田雯对家乡的热爱，并非空泛之语，而是浸透在其作品字里行间。如“亭是卢公吟杜地，家邻董子读书台”（《老秀才抒怀》）、“厌次城连三十里，东方曼倩是邻家”（《河村杂咏五首》其一）等诗句，既赞美了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也饱含着他对德州的深挚眷恋。
卢见曾的乡土观念更为广博，他将整个济南府乃至山东省都视作自己的家乡。他曾组织同乡宋弼、董元度等人，搜集编纂《国朝山左诗钞》，为山东文学史留存了珍贵资料；为维护李清照的形象，他极力驳斥李清照再婚之说，坚守对乡贤的敬重。他还为启蒙老师田霡、岳父萧惟豫树碑立传，对家乡景致亦赞不绝口，其《里门感旧词》就专门描绘了德州竹竿巷、古槐堂、寒绿堂、振河阁四处景点。晚年准备退休归乡时，他曾作诗云：“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始知烟月足家园。”（《红桥修禊》四章）字里行间满是对故乡的向往与归属感。
由此可见，田雯与卢见曾两位先贤，以德行立身、以政绩惠民，“德州先生”之称，名副其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