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记忆

□马清水

人到中年,许多记忆尘封已久却清晰如昨,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记忆:土坯房、枣树林、芦苇塘,还有坑洼不平的东西大街与南北胡同,长满杂草的屋顶冒起的炊烟……历经几十年的时光变迁,记忆里这些图画的线条和色彩在不断改变,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低矮的土坯屋到高大宽敞的砖瓦房,生活从清贫逐渐进入小康和富足。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父母盖房子的酸甜苦辣,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忆最深处是我们家的小西屋。小西屋是和爷爷住的独院和大伯家住的北屋相对来说的。小西屋房子很矮,墙是土坯垒起来的,做房基的青砖仅有三五层。只有两间屋,总共不到20平方米的样子。北边那一间是外间,屋门朝东,迎门靠西墙摆着一张掉了漆的红色八仙桌,墙角有个不大的灶台。整个里间就是父母和我们姐弟三人睡觉的土炕。

那时父亲在一家企业上班,母亲则是听着铃声到生产队里“上坡”干活。记忆里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和颜悦色,我们感冒发烧了,母亲就用小酒盅烧热了酒一遍遍在我们后背上搓,一边还哼唱着吕剧。大姐带着我和弟弟很懂得讲秩序,那张八仙桌有三个抽屉,姐弟仨一人一个,存放仅有的几件玩具,还有捡拾的钉子头、螺丝帽之类。

后来小弟弟出生了,再后来两个妹妹又来到这个家。我们就一起见证了父母一座座地盖房子,我们也跟着一次次地搬家。根据母亲的命名,依次是东北屋、“道南的家”,最后住在按规划修建的“道南的新家”。

东北屋的称谓来自老宅的位置。我那时刚读小学,对“砸地脚(盖房前先打地基)”充满了好奇。族里的大爷喊着号子,扶着夯,五六位20来岁的小伙子有节奏地一起用力,“猛打呀、猛松开,吆呼嗨嗨吆呼嗨,嗨嗨。”“划过来啊,加点劲啊,哎嗨吆嗨依格吆呼嗨……”那些号子声清晰地刻录在我脑海里,时常不小心就一段段地播放出来。

建“道南的家”是1982年以后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统一规划了宅基地,父母和我们姐弟惊喜地数着大姐一次卖棉花得来的700元钱,决定在大街南面自家宅基地里盖五间新房,但仍然是土坯墙,甚至开始几年没有能力再建院墙和大门。

记忆最清晰的当数“道南的新家”。1991年,父亲工资从10年前的30多元涨到了近百元,责任田里粮棉又连年丰收,家里养的一头母牛每年可以生一头小牛犊,我已经参加了工作,两个弟弟也读大学即将毕业。这时候,父母决定将“道南的家”拆旧建新。青石料做房基,红砖到顶,前出厦,建起了五间新瓦房。随之建起来的还有小东屋,又砖砌了院墙和大门,整个院落按照规划南北长20米、东西宽17.5米,标准的农家院。院子里建了整年装满小麦和玉米的粮仓。父亲说,那些粮食够我们全家吃三年呢。

“盖一座房子脱掉一层皮”,在回忆盖这些房子的经历时,父亲总是这样感慨。而刻印在我们记忆里,每次回想起来都让我们心疼的,是父亲为盖房到处借钱,到处请人来帮工的不容易。而每次盖房子,母亲负责给帮工的人们做饭,一连十几天,天天白天黑夜连轴转,每一次都熬红双眼,甚至上火要牙疼好几天。直到盖“道南的新家”时,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还请来了建筑队,施工比较有次序,父母减轻了许多劳累。

“从住在小西屋里起,我就盼着有一天能带你们住上宽敞的大房子,有大门大院子。”在“道南的新家”的院子里,夏天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吃过饭,父亲和我们弟兄几个悠闲地坐着,看着院墙外郁郁葱葱的树林谈天说地,母亲带着妹妹洗碗,说到盖房子的事,母亲这样插话。“这就是庄户人家过日子的理想。”担任工会主席即将退休的父亲,已经习惯于作总结,“其实都是靠国家的政策好。包产到户,农民可以整年吃馒头;恢复高考,你们能从农村考出去,参加工作。要不咱怎么能住上现在的大房子、这样大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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