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侗纪念馆藏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刻石局部

□孙建功

邢侗，字子愿，号知吾，临邑邢柳行村人，24岁中进士，36岁三上疏辞官，在临邑城东南隅修筑来禽馆读书处，在此精心挑选书圣王羲之书法拓本刻帖，史称《来禽馆帖》。邢侗刻帖共有八部分，其中，有三通不同版本《兰亭序》帖，它们分别是定武《兰亭序》、褚遂良摹本《兰亭序》、赵孟頫摹本《兰亭序》。唐代以来，定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刻本，褚遂良摹本被誉为天下第一摹本。宋代因定武《兰亭序》拓本万金难求，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又被刻帖，其拓本供世人学习。元代时期，褚遂良的拓本竟高达万金。

一

宋元之后，褚遂良摹本刻石下落不明，拓本更加珍贵。明永乐年间刻石曾短暂出现，旋即销声匿迹。嘉靖八年（1529），刻石在颍上县被重新发现，从此，称颍上《兰亭序》。据邢侗《题颍上修禊序初拓本》记载了此刻石被发现的经过：刻石被人发现后，先是送到颍上知县那里，知县不知此碑的重要性，又送到分管学校的官员那里，仍然没有受到重视，学校里的一名杂役将其移到磨坊，经常被前来推磨的人坐在屁股下面，饱受屈辱。后来，这件事被孔文谷知道之后才受到重视，刻石被保护起来。孔文谷，又名孔天允，字汝阳，号文谷，汾州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第二，授编修，升陕西提学佥事官，嘉靖十六年（1537）听说此事，命人将此石置明伦堂中，刻石才重新获得重视。

颍上《兰亭序》在明代万历年间影响很大，除邢侗外，董其昌、安世凤、张登云也都对颍上《兰亭序》做过记载。

颍上《兰亭序》因邢侗、董其昌、安世凤、张登云等人的大力推崇后，名声远扬，一张拓片售价为百两黄金，许多官员为了得到一张拓片，不惜千里绕路来颍上县索取。颍上县知县张俊英非常厌烦其事，故意将刻石毁坏，令人惋惜。据清康熙年间廪贡、颍上县人高泽生在《颍上风物记》中记载：“明崇祯二年，河北衡水人张俊英，莅颍任知县，搨纸数万张，而碎其石，是欲天下皆无，公独有也。”数百年来，颍上知县张俊英为此一直蒙受骂名。

二

明代万历年间，邢侗、董其昌二人主盟书坛，被誉为“北邢南董”。在他们的倡引下曾经兴起一股刻帖热潮。邢侗刻的帖称《来禽馆帖》，其中，包括欧阳询、褚遂良、赵孟頫三个版本《兰亭序》。董其昌刻的帖称《戏鸿堂帖》，他刻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另外，还有吴廷、章藻、王肯堂、陈瓛等人，都刻过不同版本的《兰亭序》。由此可见，《兰亭序》在明代非常受欢迎。邢侗为颍上《兰亭序》做过跋，有人误以为邢侗在来禽馆刻的帖，使用的就是明代颍上《兰亭序》拓本。其实，这个观点毫无根据。

据笔者考证，来禽馆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刻石，使用的是元代之前的拓本，它与颍上《兰亭序》拓本同出一脉，都是出自宋代的褚遂良摹本《兰亭序》拓本。邢侗曾明确记载：“褚帖，不肖弱冠时所获。”来禽馆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刻石末尾，有“鄱阳周伯温秘玩”七字，及“王氏朋阁”“周氏伯温”“吴叡私印”三方印章。这与颍上《兰亭序》有明显的差异。周伯温，又名周伯琦（1298—1369），鄱阳人。《元史 周伯琦传》称他：“而尤以篆、隶、其、草，擅名当时。顺帝命篆‘宣文阁宝’题匾。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智永所书《千字文》，刻石阁中。”

吴叡（1298－1355），字孟思，号雪涛散人。据史料记载：“叡少好学，工翰墨，尤精篆、隶，凡历代古文款识制度无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笔初若不经意，而动合矩度。识者谓吾子行、赵文敏不能过也。”因吴叡有篆书《兰亭序》传世，又有人误认为邢侗使用的是吴叡《兰亭序》刻帖。其实，《来禽馆帖》中并没有篆书《兰亭序》，邢侗不可能用吴叡的字刻帖。那么《来禽馆帖》中褚遂良摹本《兰亭序》上有周伯温、吴叡、王朋阁的印章，是怎么回事呢？笔者经研究认为，宋代褚遂良摹本《兰亭序》拓本甚多，流传很广，邢侗使用的宋拓本曾经被周伯琦、吴叡、王朋阁收藏过。

三

从明代开始，各种翻刻的《兰亭序》帖多达十几种，《兰亭序》热潮风靡天下。其中，难免鱼龙混杂，优劣并存，一度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但是，因为来禽馆三本《兰亭序》传承有序深受世人称道。清代之后，很多明代碑帖刻石遭受损毁。清代学者兼书法家梁巘（1710—1788）在《承晋斋积闻录》里说：“澄清堂合十七帖皆邢子愿刻，其石至今亦无，当时，彼甚是宝重……”受此误导，清代以来，许多人认为《来禽馆帖》刻石已无，以致来禽馆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刻石被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