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田和他的作品

年轻的杨承田整理杂技史料

与杂技演员一起排练节目

和孙女研究《中国杂技文化》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志强 胡兵 本报通讯员 孟娟 王乐乐

春日午后，记者在宁津县博物馆一间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位老人——

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他正戴着老花镜，俯身对着电脑屏幕，逐字斟酌。屏幕上，“落盘团纲”“靠扇的”“扯滑”……这些隐匿于江湖的杂技行话，在他一笔一划的注解下，正一点点褪去神秘的面纱。

他叫杨承田，1947年2月出生。79岁的他，提及杂技和杂技文化，依然兴趣盎然，斗志昂扬。

宁津，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吴桥隔漳卫新河相望。这里自古便是中国杂技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素有“把戏窝子”之称。民间流传：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要论耍玩意，人人有两手。

但是，会耍的人多，能说清杂技门道的人，少之又少。

而他，被称为“宁津杂技活字典”——过去的44年里，挖掘宁津杂技，整理了数百万字文字材料。

解密“春典”，把江湖写成方块字

1982年，杨承田接到一纸调令：从县剧团调往杂技团，任团长。

他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

杂技演员，个个个性鲜明，人人身怀绝技。他这个“文化人”，能镇得住吗？

但很快，顾虑便消失了。

学生时代练过体操，他试着和演员们一起练马术，体会“身随马动，坐不好就会被颠得屁股开花”的艰辛；和大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赤诚的他，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

那时候的杂技团，还保留着旧时江湖的痕迹。大家聚在一起，说话间总会蹦出些奇奇怪怪的词——“落盘团纲”，是坐下聊天；“靠扇的”，指要饭的；“扯滑”，意思是“咱走啊”……

杨承田听得一头雾水，却又心痒难耐。这究竟是什么暗语？

原来是杂技行话——“春典”，他跟着演员们学。

那些神秘的行话，像一把钥匙，慢慢打开了杂技江湖的大门。

1983年的一个星期天，在县百货公司西侧，杨承田偶遇一位从淄博来的杂耍艺人张百廉。在张百廉撂地的摊子前看了半天，中午时分，他说了一声“扯滑着，赏肯去”（“春典”语言：走啊，吃饭去），张百廉二话没说，收拾道具起身就跟着走。

两人到了一家饭馆，边吃边谈。酒过三巡，张百廉才知道，眼前这位懂行话的人，竟是县杂技团团长。

从杂技技艺，聊到江湖规矩；从闯荡南北的见闻，聊到隐于民间的绝活。两人相见恨晚。

此后多年，两人频繁来信，张百廉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写信没有抬头落款，但字字句句写满杂技行规、江湖故事与技艺心得。那些皱巴巴的信纸，杨承田一封封收好，视若珍宝。

在与杂技演员的朝夕相处中，他渐渐明白，“春典”，绝非简单的“黑话”。明清时期，宁津十年九旱、土地贫瘠，百姓被迫以杂耍谋生。在动荡的岁月里，“春典”是他们躲避官府盘查、抵御地痞骚扰的“护身符”，更是他们维护行业秘密、走南闯北时识别同行、相互帮扶的“通行证”。

一句暗语，便是江湖。

而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关于“春典”的故事——杂耍艺人韩永林在集市上撂地卖艺，演到一半，人群中一个小偷偷了一位看客的钱包。小偷刚转身，便听韩永林高声说：“拢点码，留杵门子。”小偷一愣，竟乖乖把钱包还了回去。原来这也是“春典”语言，“拢点码”是小偷的代称；“留杵门子”是“给我留个挣钱的道儿”。

“过去撂地卖艺，最怕地痞骚扰、官府盘查，也怕小偷坏了名声。‘春典’里既有防备，也有规矩。”杨承田感叹，“这里头，有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他渐渐意识到，这些口口相传的暗语，这门濒临失传的“江湖语言”，若再不整理成文字，就会随着老艺人的离世，永远消逝在风中。

“传统文化落不到纸上，光靠嘴上传，存续时间短，也缺少说服力。”他说。

从1982年开始，杨承田系统整理“春典”，记录宁津杂技的历史，留下了数百万字的历史资料，编著出版《宁津杂技史话》《宁津杂技》《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宁津杂技文化概论》等，其中《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获第十届德州市对外传播优秀出版作品奖。

蹲点“把戏窝子”，决不能让

绝活绝了

“春典”是行话，技艺是绝活。为了深入了解杂技历史和绝活，一辆自行车、一个笔记本、一支笔，这是杨承田行走乡间的“标配”。

宁津县的村镇集市，他几乎都跑遍了。哪里有“把戏窝子”，他便往哪里去；哪里还有健在的老艺人，他便登门拜访。

早年积累的“春典”，成了打开艺人心扉的“金钥匙”。

大曹镇野竹李村是宁津杂技“刘家门”的发源地。为摸清这一门派的传承脉络，抢救独门技艺，杨承田在这里蹲点近一个月。

他与杂耍艺人同吃同住。白天，艺人们下地干活，他就主动搭把手、拉家常；晚上，大家围坐灯下，他便凝神静听、认真记录。

艺人们看他诚心，便愿意多说几句。

“谁有什么绝活，谁跟谁学的，哪个门哪派有什么规矩，一点一点，都记下来。”杨承田说。

最让他牵挂的，是他们的绝活，比如老艺人姚清波的“喊影身”。

“喊影身”是杂技演出前的暖场表演，靠生动的口技和说辞招揽观众。那是一门濒临失传的技艺。杨承田多次登门，耐心倾听姚清波口述，细致记录技艺要领。

为了让杨承田了解得更详细，姚清波将茶几、沙发挪走，边表演、边解说，讲“喊影身”的过程。这样一来，杨承田需要边看表演，边听解说，还要做记录，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他找到杂技团的同事，借了一部录音机。可录完后一听，轰轰直响，什么都没录下来，于是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

“‘喊影身’，一声喊出去，能把半条街的人都招呼来。”杨承田说，“那不只是声音，是一种气场，是艺人跟观众之间的缘分。”

收集历史和绝活的过程并不容易。有一天，他与几位杂耍艺人在地头上聊天。正说得兴起，突然，天色大变，乌云翻滚，一场大雨劈头盖脸浇下来。

杨承田手忙脚乱，顺手抓起身旁装化肥的编织袋，把采访稿一股脑放进去，塞进衣服里，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

回到家，他顾不上别的，匆忙从怀中掏出编织袋，看到采访本毫发无伤，这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虽然辛苦，可杨承田觉得值。他看着摆放在案头一摞摞整齐的资料深有感触：“老艺人虽然有一身的功夫，但文化水平不高，很难将历史资料记录、留存下来。现在老艺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对传统的杂技文化知之甚少。我们这一代，在承前启后方面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书本到公园，把杂技文化“种”进城市

1998年，杨承田退休了。

退休后的他，更忙了。

那些年积累的手写笔记，堆满了书桌。怎么整理？怎么保存？

65岁那年，他开始学电脑。开始是“一指禅”，一个键一个键地敲。慢慢地，竟也能熟练操作了。

他把数百万字的手写笔记，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分类归档，整理成册。

那些年，他还做了一件“傻事”——手绘马戏大棚结构图。

凭着采访内容，一点点还原百年前马戏大棚的立杆、坠子的排布细节。哪根立杆多高，哪条坠子多粗，哪个角度受力最大……一笔一笔，画得清清楚楚。

“按照这份图纸，无论到什么年代，后人都能完整复原马戏大棚。”他说。

他还收集了数百张珍贵的老照片，有艺人们的演出照，有江湖行走的留影，也有早已消失的杂技道具。

2007年，宁津杂技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次申报，没有成功。

县领导不解：宁津杂技，发展得这么好，历史这么悠久，为什么没评上？

他们咨询专家。专家问：“有没有系统整理的历史资料？有没有详细的发展脉络？”

有人想到，杨承田出过杂技历史的书。

第一次申报时，由于没有经验，那些书没有提交。

第二年再次申报，把杨承田的著作交给专家。专家翻阅后，大为惊喜：“这么好的材料，这次应该稳了。”

果然，宁津杂技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得知这个消息，杨承田高兴极了。

那一年，他61岁。

“多亏杨老把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出来，”现任宁津县杂技团团长高书新说，“那些丛书，既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集，又是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

但杨承田并不满足。

他主导策划了宁津历史展陈馆、宁津杂技文博馆，参与康宁湖杂技主题公园文化规划，撰写《宁津杂技赋》陈列于康宁湖杂技文化主题公园、文博馆内。他提出“让游客触摸杂技历史、感受绝活魅力”的展陈理念，让杂技文化从书本走向大众。

2024年的宁津杂技古会上，在他的指导下，“喊影身”重新面世。

一声喊出去，满堂叫好。

他站在人群里，笑了。

“所以，我现在不敢停。那些老艺人越来越少了，要是再不记下来，后人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他说。

如今的杨承田，依然每天坐在电脑前。

他正在整理第五部著作，是关于宁津杂技的口述史。

有时候，他也会遗憾。

“现在的影视作品，演杂技，演江湖，很多不真实。”他说，“抱拳怎么抱，说话怎么说，规矩怎么讲，有些并不准确。”

他还担心，他的很多书稿还没有成书，担心不能更好地传承。

“我这辈子，就认准了一件事——不让宁津杂技的根，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他说，“文化传承，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我得把手里的接力棒传好，让宁津杂技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采访快结束时，他的孙女杨扬推门进来。

“我是坐在爷爷的自行车上，听着‘把戏窝子’和‘春典’的故事长大的。高中毕业后，和爷爷一起搜集整理宁津杂技史料。大学毕业后，在县博物馆工作，从听故事的小孩，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杨扬说。

杨承田笑着说：“后继有人了。”

他收集的那些“春典”，那些绝活，那些故事，那些历史，永远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