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福
在我们那个不足400人的小村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部队提干的军官,弟弟李义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个正式录取的大学生。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家庭,应该说是“祖宗坟上冒了青烟”,令人羡慕不已。乡亲们茶余饭后闲聊时,总是像取经似的问我父亲:“你的两个孩子这么有出息呀,你有啥高招?”父亲的回答也总是直截了当:“大人心怀敞亮,孩子前程明亮。”
1981年我高考落榜,决定回校复读,以备再战。而到了当年11月份,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由于受当民兵连长父亲的熏陶和影响,打小就怀揣着当兵的梦想。所以,我决定弃学从军,并得到父亲的鼎力支持,母亲只是觉得我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是个孩子有些舍不得,也倒是没有阻拦,可我已上了年纪的奶奶好说歹说就是“不松口”。奶奶跟我父亲说:“孩子养大了,当兵一走,要是留下回不来,以后谁给你俩养老呀?早时候,我从东北把你带回老家就是防老。你们还是给孩子娶个媳妇成个家,守在身边安稳。”可我父亲心里明白: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奔个好前程,比什么都重要,把孩子拴在家里能有多大出息啊?于是,父亲瞒着奶奶给我报了名。直到我穿上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向奶奶告别时,奶奶还是满心地不情愿让我走。她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福啊,出去见见世面就回来呀,听奶奶的话!”我也流着泪向奶奶不停地点头。在沈阳军区空军当兵的第五个年头,我由义务兵转为志愿兵,由农村户口变成了“非农业”。闻此消息,父母心里豁然开朗,整日欢天喜地的,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而奶奶却愁眉苦脸了好长一段时间。
两年后,小我五岁的弟弟李义国参加高考,被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录取。这个时候,我奶奶已经去世,“插手”阻拦弟弟上大学的换成了我的三舅。他恳切地对我父母讲:“老大参军留在部队回不来了,这个小的可不能再放跑啦。为了年纪大了有个照应,你们可不能犯傻呀!”中午父母亲留我三舅在家吃饭,几杯小酒下肚,心里一热乎,三舅竟然泪水涟涟地哭了起来,边抽泣边嘟嚷:“你们俩现在不听我的劝,到老了没人管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啦。”然后又转过脸对我母亲说:“你是我的亲妹妹,疼得着,我也是为你俩想得远呀!”母亲听着并没表态,而我父亲心有“定盘星”,他想亮堂的事,谁劝也不管用。父亲拉着三舅的手,用感谢的口吻坚定地说:“三哥啊,这事您就不用多想啦,我心里敞亮着哩。”在父亲的坚持下,弟弟如愿以偿地圆了大学梦。
1991年我从沈阳空军部队调到济南联勤部队,训练学习之余撰写新闻稿件,因成绩突出被破格提干。后来,我在团职岗位上转业,并落户省城,担任一家杂志社的主编。弟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一家大型企业,开始涉足国内刚刚兴起的期货行业,很快成为山东业内的领军人物。
回想我们哥俩都“学有所成,小有成就”的经历,还真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大人心怀敞亮,孩子前程明亮”。我们打心眼里感谢、感恩、感激双亲的初心和意愿。我们哥俩商议让父母亲把责任田承包出去,搬到济南与我们同住,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可他们总是以“到城里生活不习惯”为由而推脱,其实是怕牵扯我们的精力,影响我们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的年底,父亲在一次查体时竟然查出肝癌晚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家人痛苦万分。为了使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我们哥俩把父亲接到济南,找到权威的医院和专家进行诊治,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他老人家的生命。
父亲走了,他却留给了我们丰厚的精神遗产。为了留下一个永远活着的父亲,我为父亲树碑立传,并很快写就了《一生守望一一我的父亲李大香的普通生活》,且出版发行,以此纪念我们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