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

方学成雍正八年（1730）冬到任，乾隆七年（1742）离任，在夏津县当了12年县令。

他到任时还只是“署县事”，就是代县令，然而他却没有“打短工”的心态，一到任就察民情、访民苦，召集下属“周谘利弊”，决心清查革除“积弊宿累”，立志为夏津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他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当时的运河因“受漳、济、卫、汶之水”，经常泛滥成灾，就在夏、秋两季修堤防汛，天天赤身跣足，跟老百姓一起吃住在大堤上，“必亲躬河干，督率乡民，昼夜防护，风雨凌暴，淋漓被体弗惜”，为百姓的事废寝忘食。

到任第二年秋，他盖了一间房。

他的住所在县衙大堂后面，住所大门和大堂之间有片空地，他把它们简单的搭上顶，装上门框，把住宅门和大厅连接起来，他为这个二堂取名为“亲民堂”。“二堂可以随时以受事察讼，引而近之，有家人父子之谊焉，当使民易亲。”这样他就可以和百姓像一家人一样随时见面了。他还提醒自己，百姓的好恶就是自己的好恶，“不以形分势远自拘，而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喘息呼吸，其气必通；疼痛惨怛，有触而感。”为此，他在亲民堂的东西两面墙上分别写上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和《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意在提醒执政者要顺应民意，而《捕蛇者说》却是在嘲讽苛政扰民。方学成对这两篇文章“朝夕诵之，以自观省。”

方学成在任上严以律己，不名一钱。“自奉俭约，依然寒素之风，身无长物”。他慎刑狱亲民风，把夏津这个本来“疲”“瘠”的“弹丸之地”治理得“岁时丰稔，日有起色”。到了1735年，也就是乾隆元年，新朝改元，全县安定祥和，“五榖穰熟，既熟而丰，士女协和，国以宁谧，吏民皆安于无事。”而此时，已经修了三年的县衙大堂也投入使用了。

一间大堂竟然修了三年？

原来，县衙大堂已经用了280多年，早已不能正常办公。县志记载，方学成“私念国家赋税日减，度支有限，既无公帑可请，功令綦严，亦无罚锾纳赎可充公用，且连值水旱，元气始复，又不敢重烦民力，迟之既久，未敢以举。因自节缩清俸以时缮葺，岁凡三更，始克讫工。”意思是县里收税少，也没有什么罚款之类的资金可用，百姓生活刚有好转，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方学成就自掏腰包，对大堂进行修缮，他自己财力有限，所以用了三年才完工。工程竣工，他兴奋之余，取朝廷和百姓“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之意，为大堂取名为“和宁堂”，并做《和宁堂记》，后来他又为和宁堂立碑一通，做《重修大堂碑记》永志纪念。

他在《和宁堂记》中提到“上下和亲而不相怨，由于道民之有道，而上亦用足而下不匮。”即说朝廷想要做到上下和宁，就不能让老百姓对朝廷有怨气，朝廷也不能对百姓敌视，朝廷要懂得顺从民意，这样，朝廷用心对百姓，百姓也会信赖朝廷。在《重修大堂碑记》中他又教育百姓：“务敦孝弟，隆礼让，尚节俭，诵诗书，崇本抑末。”而不要“犯上斗狠，习诈伪，作奸盗，恣奢靡，兢为游惰”。

这两间房，对方学成来说，一间装的是国，一间装的是民，一国一民，就化成了装在他心里的一块碑，一块爱国爱民之碑。也就是这块碑，让他永立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