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福王艳松

近日，笔者在平原县某村民家中发现一块明代嘉靖元年（1522年）的《临邑县集贤乡第壹里社乡约碑》。该高108厘米，宽60厘米，厚9厘米。顶宽370厘米，腰高160厘米。碑文内容为临邑县知县张伟发布的集贤乡贯彻落实《洪武礼制》实施乡约制度的公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里社乡约碑变得越来越少，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目前，省内只发现“蒙阴县龙王庄乡约碑”和“临邑县集贤乡第壹里社乡约碑”两块乡约碑，它们一南一北，共同见证着明代实行的乡约制度。

临邑乡约碑碑文内容

济南府临邑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抄蒙钦差山东巡抚等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案验，备仰本县遵照。

《洪武礼制》：每里建立社坛场一所，就查本处淫祠寺观毁改为之，不必劳民伤财。仍行令各该当年里长，自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两社，出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务在诚敬丰洁，用虔祈报。祭毕，就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成礼而退。仍于本里内，推选有齿德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者二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雨阳时若，五谷丰登，而赋税自充，礼让兴行，风俗淳美，而词讼自简。何待于催科？何劳于听断？而水旱盗贼亦何足虑乎？此敦本尚实之政，良有司者自当加意举行，不劳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数，建立过里社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备造文册，各另径自申报，以凭查考。其举之有迟速，行之有勤惰，而有司之贤否于此见焉。定行分别劝惩，决不虚示等因。

奉此。除遵奉外，合将备蒙案验内事理刻石立于本社，永为遵守施行。

大明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知县张伟

明代乡约制的由来

明代为里甲制，以十一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各设甲首、里长（城关区域称坊长、厢长）。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里增老人一职，选里中50岁以上老人担任，三、五名不等。

乡约制度也称乡里自治制度，是宋代以来县以下基层组织社会管理的模式。它是由推举或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组织里人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做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从而达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生产有序发展。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朝廷只管理到县，县以下则实行乡约制度。

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的理想境界，发展出这种乡治理论。乡约是自治的一种体现。由乡民自动、自发地制订规约，处理众人生活中面临的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

明嘉靖初年，礼部正式檄文全国，举行乡约。嘉靖五年（1522年），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南直隶各地，积极倡导和推广建立乡约里社。

明代基础社会治理重要物证

乡约最早出现于宋代。陕西蓝田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于1076年首先创立了“吕氏乡约”，被视为我国古代乡约的源头。其主要内容是扬善惩恶，对乡里社会实行教化，在乡里社会提倡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社会风气。

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的理想境界，发展出这种乡治理论。乡约是自治的一种体现。由乡民自动、自发地制订规约，处理众人生活中面临的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

到了明代，在统治者的推动下，乡约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倡设“老人制度”，希望通过“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之善，平乡里争讼。”而明代最著名的“乡约”，莫过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一代心学大师王守仁（王阳明）亲自起草制定的《南赣乡约》，其主要内容有：选德高望重的人当任约正、约副等职，每月召开一次全约会议，纠恶扬善；强调相互帮助，调解民事纠纷；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移风易俗，力行节约等。

王守仁学问堪比朱熹，且官至“中丞”，他的思想对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订立“乡约”之举也不例外，影响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