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共产党员——怀念我的父亲陈儒林

陈儒林与妻子的合影
陈儒林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1982年村班子和乡村教师合影
陈儒林和他带领的村班子历年来获得诸多荣誉

  □陈焕然
  我尊敬、慈祥的老父亲陈儒林2019年4月12日去世,享年91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些天来我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和蔼可亲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激励着我。
  父亲1928年11月出生于乐陵市丁坞镇杨盘南街村一个农民家庭。 l948年参加党领导的土改运动,在区里担任民兵团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村党组织的工作;1953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50年,直到2003年因患病才从岗位上退下来。从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起,杨盘南街村就是乐陵市(县)、德州市(地区)农村的一面旗帜。杨盘南街党支部被乐陵市(县)、德州市(地区)授予红旗党支部称号,他个人被乐陵市(县)、德州市(地区)授予农村优秀党支部书记、人民好公仆等称号。
  多年来,村党支部和他个人所得的表彰奖励有很多。他曾担任公社党委委员,上世纪70年代兼任过3年管区书记,是乐陵市(县)多届党代表、人大代表。父亲的一生,是为党工作的一生,为民服务的一生。
对党忠诚始终如一
  父亲入党后,始终铭记入党誓言,不忘初心,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决跟党走、听党话,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父亲在担任民兵团长时,按照区党委的要求,带领民兵除恶霸,清除反动“道会门”,维护治安,送军粮,都出色完成任务。原国民党宁津县长,抗战胜利后逃到沧州参加了“还乡团”,1948年在当地被抓捕。父亲奉命带领民兵前往沧州执行押解任务,按时安全将犯人交给公安部门,受到乐陵县公安局的表扬。
  1952年,父亲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在我村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 1953年,他带领19户劳力少、牲口弱、农具差的农户办起了初级社,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两年时间粮食产量超过了本村富裕户,还置办了不少农具,受到区、县党委表扬。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父亲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尽量避免“左”的做法,结合本村实际贯彻执行上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改善自然条件,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农业生产。我村粮食产量很快上“纲要”(亩产200公斤)、过“黄河”(亩产300公斤)、跨“长江”(亩产400公斤),村集体还办起了3处工副业项目,在上世纪70年代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公社和县里经常在我村召开现场会,年年受到县、公社表彰,并到县“四干会”上介绍经验。“文革”期间,父亲带领党员干部群众一心搞生产,我村基本没受多大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按照上级党委部署,在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他没有把原来的集体资产分净吃光。 3辆拖拉机等大型机械留下给群众耕地、浇水、轧场;村里的饲养处、仓库等,租给本村的能人办起煤球厂、榨油厂、机械加工、饲料经营等4处民办企业;村里的1.4万棵树组织护林队专门看护,晚上由村干部带队轮流值班,防止被盗。改革开放后,我村的集体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为村民办了很多公益事业,2003年父亲卸任时,村里不欠一分钱外债,还为集体留下十几万元资金。
  父亲小时候只上过短时间的抗日小学,不认识几个字,入党当干部后自学了些文化,能看文件、读报纸。他坚持学习,每天的报纸和上级发的文件他都认真学,重点内容记在笔记本上。我小时候记得,村党支部晚上都点上煤油灯集体办公,有时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有时商量村的工作,从不耽搁白天劳动生产时间。传达上级重要的文件和会议精神,村里就召开群众大会,改革开放后一直坚持着这个做法。
  晚年,父亲随子女一起生活。他仍然关心党的事业和村里的发展,每天晚上都是看完中央和省、市新闻后才休息。在我家住时,我把每天的报纸拿给他看。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我拿着报纸讲给他听,介绍会议情况,他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说起习近平总书记,他伸出了大拇指。家乡来人看望他,他首先问的是村里的发展怎么样,各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去年下半年他已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头脑还清醒。我想,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是信仰的力量。他心中有党,始终如一地揣着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50载,没有辜负党组织和乡亲们对他的期望,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民服务,在工作上总是当先进、争第一,我村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是乐陵最好的村之一。他自己说:“这些年没挨过批评,没犯过错误,得到的都是表扬奖励。”村民们说:“陈儒林是一面不倒的红旗”。
  他对上级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反复领会,在贯彻执行时坚持与本村实际相结合,不生搬硬套。特别是对“大跃进”“文革”中一些“左”的做法,他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跟风、不盲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及时调整发展思路,继续保持了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工作中,他做到了让上级党组织和村民都满意、都高兴。 50年来,把村子治理得井然有序,村民安居乐业。这些年,村里没有发生群众上访,没发生大的刑事案件,没发生在村里解决不了的事给上级添麻烦。
  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些年,父亲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已经成为村里的一个规矩。我家维修房屋时,需到十几里外的砖厂拉砖,有人建议用集体的拖拉机。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能破坏了村里的规矩。于是借了几辆大车用了一天时间把砖拉回来。宅基地分配是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家按村里规定,可以再要两处宅基地,父亲说:“他们兄弟几个都在外面工作,家来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因此,我家只有祖辈留下的一处老宅基。村里从上世纪70年代就对村民建房作了规划,定了制度,严格执行,后来村里增加了几百口人,村民建房没占用一分可耕地。收提留、税费和计划生育,是当时农村的“三大难”,可在我村从没难过。每次工作开始前,党支部认真研究,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特困户该免的免、该减的减。党支部一发通知,不出3天,全村该交的户一户不少如数交齐。计划生育历年是乡(镇)的先进单位。
  父亲办事讲民主,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都和群众商量。南街村的大事小情,群众没有不知道的。像计划生育、分配宅基、修建水利工程、安装自来水、集体资产处理、办电等,都是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大家同意,人人盖章按上手印。父亲说:大家的事大家当家,人人知情,人人有责。群众通不过的事情,他从来不强行去办。
  父亲为党工作这么多年,虽然是一个不在“品”的村干部,但他心里装着百姓,默默奉献,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个人什么要求,也没有要求上级在子女安排工作等方面给予照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没有任何经济待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年的补贴也很少,卸任时没有退休金。后来有了养老保险,有了老党员补助,近几年有了退休工资,他很知足,跟子女们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吃穿不愁,我还存了几千斤麦子,够我和你娘吃的。 ”我们兄弟几个参加工作后,给他钱他从来不要,给他带些烟酒,他都用来招待客人。他就是这么一个耿直脾气,从不愿给上级和别人添麻烦。
清正廉洁一心为民
  父亲一生堂堂正正,公私分明,从来不占集体的便宜,从不办叫别人戳脊梁骨的事。
  村里很早就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有会计、现金保管,他自己从不直接摸钱。集体的仓库配有两把锁,一把钥匙保管员拿着,一把钥匙村民代表拿着,互相监督。村里的钱都是一分一分算计着花,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从不铺张浪费,并定期公布村财务开支情况,让村民监督。
  吃喝风是前些年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村,每年的招待费几乎为零,上级来人住宿吃饭都是自己在家里招待。村干部开会,无论时间早晚,开完会都各自回家吃饭,有时一件事商量不完,吃饭回来再接着商量,这已成了习惯。有一年村里打井,从外村请来一名技术员,中午吃饭时,父亲把技术员领到饭店买好饭菜,然后就自己回家吃饭了。
  父亲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不徇私情。有一次,一个近门侄子带工去外地修水利工程,在途中私自用集体的钱买了一双雨鞋、一件雨衣,回来报账时被父亲查出,侄子认为可以网开一面,没想到父亲不讲情面、秉公办事,在年底分配时把这笔款一分不少地扣下来。还有一次,哥哥在德州单位的一个同事,想在我村集体平价买点小麦,父亲说:“从集体买不行,从咱家弄点送给他吧。 ”哥哥看到家里分的麦子不多,弄走了就没吃的了,回去和他同事作了解释。
  父亲常说,占便宜的事咱当干部的不能干。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村里有经济头脑的人合计着办企业、做买卖,因缺厂房和资金,也怕村干部眼红,想拉父亲和一些干部掺和进去,挂个名到时分红。村党支部召开会议反复讨论,认为村民办企业有困难,村干部应义不容辞帮助,要让群众用党的政策做靠山,不能依仗干部权势做支柱,村干部谁也不能掺和。村党支部先后把村集体的仓库、饲养处腾出来租给村民办企业,帮助他们办理营业执照、贷款,使各个企业很快投产。
  父亲为村民操劳了大半辈子,与乡亲们情深义厚。谁家有大事小情,他都竭尽全力帮着办,不管谁家闹矛盾、闹纠纷,只要他一出面,保准把事情摆平了。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难户,他都安排照顾好,不让一家吃不上饭、过不好年。上世纪90年代,村里只有党支部书记和少数人家里安装了电话,村里在外地工作的人把电话打到我家,60多岁的父亲亲自去送信,从不怕麻烦。后来村里安上了广播喇叭,谁家的鸡丢了、猪跑了,家中有什么事,让他在广播里喊喊,赶上吃饭的时候放下筷子就办。每年的除夕夜,他都是从自己家带着酒菜,去集体饲养处和饲养员一起过年,然后让饲养员回家团圆,他留下值班。谁家有困难,他带头帮助解决。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张书堂患了偏瘫,生活不能自理,村党支部研究治病费用集体出,生活费由党员干部掏,从我父亲排起,每人伺候一天,直到半年后老人去世。村民张某患精神病时,把家里的3间房子全烧毁了,一家4口人吃住没着落,党支部伸出温暖的手,给他建起新房。结果不久房子又被张某烧了,党支部再次给他盖了新房,并连续6年免除他家的提留。后来张某的病好了,夫妻俩感动得热泪盈眶:“要不是老支书和大伙的关照,俺一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
  父亲当支书这些年为村民办了数不清的好事。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父亲过日子,不铺张,集体积攒了一批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里各户生活遇上严重困难,除了国家发放每人每天6两救济粮(有时4两),村里再每人补贴4两,保证一人一天1斤粮食。同时,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去鲁南,用衣物换回一些粮食,从而渡过了难关,我村没有讨饭的,没饿死一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我村就打了深井,集体给每户安装了自来水。村民购买电视机,集体给每户每台出资30%,我村很快成了电视村。村里通电,集体每户补助60元,是全乡第一个通电的村。由于河道淤堵,我村种地浇水有了困难,党支部研究集体投资6万元,挖了一条长480米、深6米的引水渠。打了20多眼机井,每口井集体补贴2000元。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丰收。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父亲临终前几天,和母亲说:“我想家了,咱回家吧。 ”“给我穿上大袄,咱回家吧……”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他太思念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了,太想念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老伙计和乡亲们了。
涵养家风泽被子孙
  我的家乡杨盘过去是一个历史古镇,祖上是河北省玉田县人,明永乐年间迁至这里,世代务农。曾祖父陈莲读过几年私塾,身怀武功,通晓中医外科医术,善治疮疖,服务乡民。爷爷陈致祥在村里人缘好,乐善好施。1926年宁津县在杨盘镇建立第四完全小学,爷爷从自家地里无偿提供建设用土,因此得到“陈家子孙在校读书不交学费”的褒奖。厚道朴实、和谐乡民、乐善好施是祖上传下的家风。父亲从小耳濡目染,思想比较开明进步。由于爷爷去世早,伯父在外当兵,父亲16岁就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从小就养成了勤劳淳朴、忠厚善良、耿直要强的性格,传承了中国农民的许多优秀品质。
  他对子女们要求严格。父亲和伯父膝下共有8个子女,他教育孩子们做事要靠谱,犯法违纪的事坚决不能干,要靠自己的本事过日子,不能利用当干部的条件占便宜、搞特殊。他对侄子、侄女如同亲生子女,从修屋盖房到订婚结婚亲自操持。父亲小时候读书少,常说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要求子女好好读书,家里再困难也要供子女上学。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杨盘供销社缺一名文书员,因我有写作和绘画特长,供销社的主任很喜欢我,几次找父亲让我去供销社工作。可父亲想了再想,说:“他哥上了高中,他初中毕业就不让他上了,我对不住孩子。 ”他婉言谢绝了供销社主任,让我继续读了高中。
  多年来,我家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平时粗茶淡饭,从未听他叫过苦,从未听他说过家中的饭不好吃。1964年家乡遭了水灾,粮食歉收,生活比较困难。过年时家里只有十来斤麦子,母亲和父亲商量,能不能从集体借点,以后再还上。父亲说:“咱不能开这个头,过年有东西就富过,没东西就穷过。 ”父母把那些麦子磨成面,一份送给奶奶,一份送给姥姥。全家人除夕早上喝的玉米粥,中午吃的窝头白菜豆腐汤,过年连肉也没买,父亲叮嘱我们家中的困难不要对外说。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穿着母亲纺线织的老粗布、自己做的布底鞋,衣服破了补了再穿。妹妹在乐陵师范读书时,还穿着我替下送给她的补丁衣服。哥哥在乐陵一中读书时,离家20公里,家里买不起自行车,星期天步行回家背干粮。我读小学、初中时,上学时背着粪筐,来回路上拾粪,把肥料交到生产队挣工分,一年下来拾粪挣的工分够分配给我的基本口粮,学校还经常表扬我。
  父亲一生勤劳,能吃苦。在集体时,每天起早贪黑忙,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中的几亩责任田精耕细作,在全村种得是最出色的,直到73岁得了病才在子女劝说下让给别人种。去年我伺候他时,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我想不起来,给我买块烤地瓜吧。 ”恰巧时值检查环保,城区内没有烤地瓜炉出摊,我跑遍城里大街小巷买不着,到了很远的城郊才买到,圆了他的心愿。
  父亲老兄弟俩一辈子没分家,过节过年都在一起,家人十分和睦。家中兄弟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没红过脸,没吵过架。我们这一辈家里有了大学生、研究生、国家干部、医生、教师、企业管理者,有了开饭店、做买卖的,改变了祖辈世代务农的境况。老兄弟俩四世同堂,人丁兴旺,是他们最高兴的事。
  亲人已去,精神永存。父亲一生没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他用自己平凡的一生诠释了怎么做个好党员,怎么当好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怎么当一个好家长。
  父亲,您的大德大爱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您的优秀品质我们代代传承发扬。
(作者系德州巿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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