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桂起

“嫦娥奔月”的故事是与“后羿射日”紧密关联的神话传说。在《山海经》已有这样的记载：羿“请无死之药于王母，妲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蟾蜍。”《淮南子》则将其详细描述为：“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托与妲娥。逢蒙往而窃之，窃之不成，欲加害妲娥。娥无以为计，吞不死药以升天。然不忍离羿而去，滞留月宫。广寒寂寥，怅然有丧，无以继之，遂催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欲配飞升之药，重回人间焉。”“羿闻娥奔月而去，痛不欲生。月母感念其诚，允娥于月圆之日与羿会于月桂之下。民间有闻其窃窃私语者众焉。”在这些记载中，并没有确定嫦娥与羿的夫妻关系，由此而引发出的“奔月”的神奇故事，也并没有确切的地点。

所谓嫦娥，是一个神话人物，原型是谁至今尚有争论。东汉之前，无任何资料显示嫦娥与羿是夫妻关系，直到东汉高诱注解《淮南子》才指出嫦娥是后羿之妻。羿的妻子姮娥，演变为传说中的嫦娥、后羿的妻子。自古以来都有学者认为称为“羿”的有多个，处于不同时期，从而难以判断嫦娥是何时人物。有人认为是月亮女神嫦羲的后裔，也称“姮娥”“常娥”。姮娥是尧帝时期的神射手大羿的妻子。有人认为是常仪。《吕氏春秋·勿躬》有句云“尚仪作占月”，清人毕沅作注说：“尚仪即常仪，古读‘仪’为‘何’，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有人认为是嫦羲。“姮娥”原先写成“恒娥”，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生月十有二”之常羲。古音读羲为娥，逐渐演变为奔月之嫦娥。《文选》注两引《归藏》，均谓嫦娥服不死药奔月。知嫦娥神话古已有流传，非始于《淮南子》。又《淮南鸿烈集解》引庄达吉云：“姮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姮，《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汉文帝名恒故讳之，知姮娥作恒娥，而恒亦即常之意。《集解》又引洪颐煊云：“《说文》无姮字，后人所造。”可见与“后羿射日”一样，嫦娥的故事也有着多种起源与解释，将它“落户”德州从道理上讲似无不可。

今天我们把“嫦娥奔月”的故事放在德州地域文化的框架内来看待，主要是着眼于它与“后羿射日”故事的相关性，即认定嫦娥为善射的后羿之妻。既然德州可以被视为“后羿射日”的起源地之一，那么“嫦娥奔月”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德州作为它的一个起源地。“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故事产生于德州这片中国农耕文明较早的发祥地，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其中的争议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因为神话传说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证实性。如果任何一个神话传说都能够被证明是确切的史实，那么它也就同时失去了其应有的魅力。我们在今天理解神话传说，关键是发掘与认识其中的文化涵义。

在“嫦娥奔月”的故事里，其实也包含着远古先民企图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要求。当然，他们把这一要求不是诉诸科学的理性认识，而是诉诸想象与幻想。如果说“后羿射日”主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而“嫦娥奔月”则更多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月亮是除太阳之外对地球与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天体。在远古时期，月亮既影响着地球上大海的潮汐，它运行成为人们认知时间、确立历法的重要标志，同时，它又以明亮温润的形象引诱着人们无限的遐想。对月亮上自然环境与生活的向往成为远古先民未来理想的寄托。月宫、桂树、玉兔、吴刚等这些美好的自然与生活要素，构建出的是一个和谐的地外世间，而嫦娥奔月则把对这一地外世间的追求用想象化作为实际的行动。“奔”本身所包含的就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理想意识，一种对未来向往的追求精神。

我认为，“嫦娥奔月”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早期资源，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文化理念与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比较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特点，那就是充分肯定并强调现世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同一性、和谐性，不用理想生活来否定现世生活，避免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道教所构绘的神仙世界其实就是现世生活的高级翻版，得道或成仙不是为了生命的超越，而是为了生命的享受，也就是使生命能够得到更好的存在质量。所以道教一般不强调否定生命的禁欲或抑制生命的苦修，它强调的是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生命与生活的和谐。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国人，首先要了解道教。而道教的基本理念与思维方式无疑是源自于远古先民，这些理念与思维方式就包含在那些丰富的神话传说中，其中“嫦娥奔月”是重要的资源之一。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千百年来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以它为题材。它所展现的瑰丽想象与执着追求，成为中国人审美意识与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嫦娥奔月”的故事仍然是中国人实现自己认识太空、走向太空航天梦想的文化资源。作为德州人，我们应该为德州是这一美丽故事的起源地之一而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