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万杰
　　 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历代皇帝用人导向，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代官员争相阅读《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经》奉为必修课。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 ”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
　　公元990年，宋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赵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宋太宗给赵普撰《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 《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
　　导向和榜样的力量，利益和爱好的结合，让古代身在官场的人，一生都放不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