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律师:黑暗中的正义使者

编辑:柴晶晶 来源:德州新闻网 时间:2017-08-02 09:58 [打印] [ ] 论坛

    王爱燕 崔珠坤
    律师,不同于古代的讼师、状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德州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律师证书,对研究律师制度的演变有重要价值。
第一号律师证给了曹汝霖
    我国古代并没有律师制度,这是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商业不发达,在政治上又是专制的集权统治,不存在产生职业律师的各种条件。至于现在电影电视上讲得神乎其神的讼师,其实根本就没这种职业。被人称为讼师的,顶多是兼职,而且不能公开露面。老实的讼师,不过是代写诉状;刁蛮的讼师,则可以给想打官司的人背后出点馊主意。这样的人,一旦被官府锁定,必遭严惩。因为在那个时代,包揽讼词、挑拨诉讼者,就是“讼棍”。这样的“讼棍”,历朝历代,都是要严厉打击的,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登录暂行章程》,规定了从事律师职业的条件及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由于当时律师人才奇缺,《章程》又规定,在接受法律教育、从事法学教育以及法律职业经历等方面达到一定条件者,可不经考试,直接获取律师资格。由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撤销大量地方审判庭,直到1917年,律师才逐步增多。
    中国历史上第一号的律师证,给了曾经在清末做过外务部左侍郎的曹汝霖。这位在五四运动中,被骂成大汉奸的人,在日本学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间,他却参与过宪政编查馆的工作,翻译过日本和德国的法典,也参与制订了一批中国的新法典。
在“七君子”事件中守护正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律师章程》,对律师的资格、义务、责任及权利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划分,标志着律师制度的完善。但是,当时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党代政的立法院制订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后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开了民国以言论治罪的先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这两个临时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狱。许多共产党人,也就是依照这种法律被定罪,甚至丢了性命。幸好那时的上海还有租界,租界有中外合审的会审公廨。那时由于律师们的努力,许多革命者就是在租界这里,被无罪释放的。
    在民国比较轰动的诉讼是“七君子”事件。1936年,国民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救国会的领袖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国民政府的这种“抗日非法”、“爱国有罪”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恢复“七君子”的人身自由。1937年6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审理期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救行动。全国各地很多知名的法律界人士纷纷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律师辩护团,自愿为七君子进行辩护。大部分的律师都来自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他们在社会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经过激烈辩论,7月31日,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最终裁定被告由于家庭困难,立即停止羁押具保释放。至此,前后经历了八个多月的“七君子”案件才告结束。这不仅仅是七君子的胜利,更是正义律师的胜利。
民国律师制度的局限
    纵观民国时期前后37年的历史,伴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身的进步,律师制度从无到有,渐趋定型。在某些具体制度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如确认律师为自由职业者,严格律师资格审查制度等。但无论是袁世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其政权体制始终是为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而服务的,律师制度只是借用“民主”“共和”“法治”的名义的工具,因此对律师执业设定了种种限制。虽然设立了律师公会,但其职权极为有限,未达到行业自治的程度,与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相差甚远。
    不过,民国时期律师的风骨,却为后世所敬仰。“国士衰时见”,这是章士钊律师在民国乱世写下的诗句。这也是民国时期那些为法治、为正义、为人权、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弹精竭虑、辛劳奔走的律师的写照。
    这些律师的故事虽然已经变得遥远,但是他们的风骨与精神却与法治一起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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