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在平原县文化馆李志奎主任引领下，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平原县王杲铺镇甜水铺村，在甜北清真寺见到文革初期出土的《明故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公墓志铭》。

该墓志长宽各84厘米，厚17.5厘米，青石材质，字口清晰。志盖为篆书，五行，每行五字；志底为小楷书写，共40行，每行51字，计2100余字。通过研读志文，我们对隆庆元年（1568）发生的杨顺冤死狱中的案件有了清楚认识。

得罪权臣，下狱冤死

大明王朝进入嘉万时期，明朝廷陷入朋党互争的混乱状态，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杨顺冤死狱中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杨顺（1511-1568），直隶德州左卫人，其祖先于明永乐二年（1404）由文登迁入德州。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二十年（1541）进士，历官原武知县、高平知县、南台侍御、山西按察佥事、山西布政司参议、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是德州区域为数不多的高官之一。死后，其墓志由德州进士时任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的程珤撰文，由杨顺任职的山西大同进士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陕西巡抚谢兰书丹，山西大同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吴嘉会篆额。

墓志记载污蔑与陷害杨顺的人是扳倒严嵩首辅的后任徐阶。杨顺结怨徐阶的时间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结怨的原因是杨顺在松江府乡试考场上将徐阶长子徐璠的替考者给当面揪出来并上报了朝廷。当严嵩父子失宠之后，徐阶集团将杨顺说成是严嵩的党羽，并以处死沈炼之罪将杨顺收进监狱。

墓志出土，冤情大白

之所以说杨顺案件是场冤案，其理由有二：

一，杨顺并非是严嵩父子死党，他本人并没有额外得到严嵩父子的好处。因为同为严嵩取士的王忬（后为严嵩所杀），与杨顺是同一年进士，同一年提拔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说明杨顺的升迁过程没有得到严嵩父子的格外照顾。

二，说杨顺滥杀无辜和逮捕代州一带平民百姓充当战俘邀功朝廷，但从参与杨顺墓志撰写的三人中有两人是代州籍的高官，如果像某些文献所说，杨顺如此残害代州当地的百姓，代州籍的官员绝不会为祸害家乡的杨顺鸣不平的。因此，杨顺墓志的发现，使杨顺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也是对这位四百多年前的冤魂的最大慰藉。

明朝后期由于东林党人兴起，一批鹦鹉学舌的文人占据上风，他们将杨顺看作是残害文人的恶魔，先是在文学作品中对其形象进行丑化。后来的国家正史《明史》也沿袭了这种说法。

德州地方志似乎是冷静了许多，但编纂者处于明哲保身的目的对杨顺的事迹也鲜有记载。明万历《德州志》记载了杨顺为家乡修的牌坊等事迹。清乾隆《德州志》与民国《德县志》，只是记载了其考举人、进士的时间，其他均未涉及。据《苏州府志》记载：德州乡贤祠曾供有杨顺的牌位，乾隆年间济南府通判（治所在德州）、江苏常熟籍进士许朝，在拜谒德州乡贤祠时发现有杨顺牌位，马上命人将其撤掉。从此，对杨顺的事大家都韪之。这对蒙受政治迫害的杨顺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罪魁祸首，下场凄惨

杨顺留给德州的遗迹有：德城区黄河涯镇沙杨村大街东首的三株古柏，据考这里还有杨顺考取进士后所修建的“奎星阁”遗迹；九村有杨顺留下的古槐数株，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有记载；平原县的甜水铺村有其坟墓和“杨顺井”一口。明万历天启《德州志﹒坊表》中说：“都宪坊，为都御史杨顺”。李柽《李氏古槐歌》中说，李氏“见可园”中的古槐是杨侍郎所赠。

关于杨顺的冤案，时人舒化曾为其辩解，说害死沈炼的主谋是路楷而不是杨顺，不但没有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反而为此丢官归乡；清康熙年间德州大儒田雯、谢重辉也曾为其辩解，甚至说沈炼死时，杨顺已经致仕在家，故不可能是害死沈炼的主谋。

四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事件，历史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杨顺事件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整死杨顺的徐阶，自知罪孽深重，死后不敢在家乡埋葬，而是选择了离家几百里远的湖州市长兴县东山村的茶山脚下草草下葬，目的就是躲避人们对他死后的清算。

即使这样，位于松江府的徐家田宅照样被籍没，徐阶的儿子也被发配充军。这是野心家、阴谋家的应得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