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殿封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咿呀伊儿呦，你就是定盘的星，什么是功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嬉笑怒骂怒不平背弯人不弓……什么是傻什么是精，什么是理什么是情，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
如果没有电视剧《刘罗锅》中的《清官谣》这首主题歌，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淡化、遗忘了对木杆秤的记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不了解木杆秤了。因为，木杆秤正在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视线。
一
7000多年前，古埃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秤。我国自春秋中晚期诞生了最早、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木杆秤，至今2000多年了。此前，人类是用眼、手等感觉器官来判断物体的长短、大小、轻重的：“布手知尺，手捧为升，迈步定亩。”如今，许多地方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还沿用这种做法。
木杆秤的由来，一说是春秋时期的鲁班发明的；一说是与鲁班差不多同时期的辅佐越王勾践20多年的楚国人范蠡发明的；一说是秦朝统一度量衡由丞相李斯定制的。兴秤匠尊胡鼎真人为祖师，以此而论，好像秤又与胡鼎有关联。故事多多，在此转述一二。
据说范蠡在经商中发现，人们买卖东西都是用眼估堆，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而产生了创造一种测定货物重量工具的想法。一天，范蠡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中汲水，他使用的方法很巧妙。农夫在井边竖一根高木桩，再将一根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范蠡受到启发，他回到家后找来一根细直木棍，在上面钻一个小孔，从小孔里穿根麻绳用作手提，细木的一头拴上吊盘装盛货物，一头系一颗鹅卵石作为砣。鹅卵石移动得离麻绳越远，能吊起的货物就越多。范蠡想：吊盘这一头挂多少货物，鹅卵石那一头移动多远才能保持平衡，需要在细木上刻出标记，用什么做标记好呢？他一时拿不出主张。
一天夜里，范蠡来在庭院，抬头看见天空晶莹闪烁的星宿，突生灵感：用星星作为称量重量的标记不是很好吗？于是，他把南斗六星（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和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雕刻在细木上，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十三两，重为一斤。从此，人们进行物品买卖有了计量重量的工具——木杆秤。
然而，范蠡看到有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用杆秤称重时故意缺斤短两，从中牟利。他想将公平交易、买卖合理、童叟无欺的理念融入秤中，提醒商人要光明正大勿赚黑心钱，又在杆秤上增加福、禄、寿三星，意为经商人若欺人一两缺福，欺人二两缺禄，欺人三两折寿，由十三两一斤改为十六两一斤。
另一个故事说，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计量单位五花八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上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统一度量衡，得到秦始皇批准，下令由李斯负责实施。李斯很快把十进制体积、长度给搞定了，比如1尺=10寸、1斗=10升，以此类推，使用起来简捷方便。可是，他对于制定“衡”——秤的标准拿不定主意，便去请示始皇帝，秦始皇提笔写下“天下太平”四个大字，算是给出了制定的标准，没有说确切的数目。李斯不理解，又恐怕皇帝怪罪，干脆将这四个字的笔画相加，一画一两，共十六画，十六两为一斤，八两为半斤，正好相等。
这个故事挺精彩，但是史料无记载，李斯巧拆“天下太平”之说不确定。秦朝之前各国广泛使用大篆或金文，秦使用的官方文字为小篆，无论是大篆还是小篆，其书写出的“天下太平”均非十六画。不过，秦始皇决策统一度量衡属实，并非妄言。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李斯奉命制定的衡制，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古人之所以定一斤等于十六两，是为了让其具有“四时乘四方”的含义。“四时”表示一年四季，“四方”表示东西南北，“四时乘四方”，象征着在所有的时空中都成立。
就这样，十六两杆秤一直沿袭到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富平县到贤镇北街小学教师杨中一两次上书国务院，建议将秤的“十六两进位制”改为“十两进位制”，以便利人们计量。国务院给他回信说：“来信收悉，建言颇良。国家正在着手改革这一衡制……此复。”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改十六两一市斤为十两一市斤”政令。自此，十六两秤退位。
二
秤分杆秤、大秤、司马秤（戥子）。一杆秤由秤杆、秤砣、秤钩、秤盘、秤纽、秤毫（提手）、秤星（花）等部件组成。杆秤最早不叫秤，叫权衡。“权”指秤砣，“衡”指秤杆。星宿轩辕星座称为“权”，是主雷雨之神。我国历史是农耕社会，是农业大国，人们追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安康，“权”正寓有此意，因此以“权”为秤砣。星宿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之一紫微垣称为“衡”，紫微垣位于北斗星斗勺北端，分两列排序，这种排序需要公正平衡。若紫微犯斗，它就要倾斜而失去平衡，天下就不会太平而要出大事，社稷江山就要动乱了，因此以“衡”为秤杆。由此可见“权衡”意义之重，使人只要用手提起秤，不仅感受到物品沉甸甸的分量，亦感受到人品和道德的分量。
杆秤的秤星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不可用黑色，表示用秤做生意的人心地要善良，不要昧良心，不要做黑心的生意人。秤杆上标示斤两的小星星，银色的小星代表“两”，它象征着天上的月亮；金黄色的小星代表“斤”，象征着天上的太阳。你若给顾客不足斤两，那就等于丢了太阳，少了月亮，天地陷入黑暗，万物无法生长，人类如何生存？秤毫的意思是称重时要明察秋毫，不可粗心大意。
杆秤凝结了华夏传统文化，是国粹。古时，衙门的房梁上悬挂一个大秤砣，一方面象征国家法律的权威，一方面提醒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要掌握轻重，体现权衡的公平。民间建造房屋，也将秤砣悬挂于梁上，取“称心如意”之意。乔迁新居，先将秤搬入，接着搬扫帚、簸箕，再搬家具、被褥。过年时，人们将红纸卷贴于杆秤头上，祈望财气兴旺。小孩子周岁日“抓周”（又称试周、拈周、试儿），在桌、炕或盘子里放上笔、墨、纸、砚、算盘、钱币、杆秤（秤砣）、首饰、花朵等物，孩子一旦抓取了杆秤（秤砣），被视为此子（女）会过日子，可以保家兴业。许多长辈教儿孙从小认识秤星，“不识秤花（秤星），难以当家”。也许因此，几乎户户有杆秤，富户和商贾之家则同时置办有大秤。
杆秤被作为吉祥之物或图腾，看作“当家财神”。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市肆谓砝码为招财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过去，杆秤是男女婚嫁的信物。有子女结婚时购置杆秤，秤毫红绿两色，红代表男，绿代表女，婚礼上的这杆秤即是祝福女儿嫁到男家后能够福禄寿随心如愿。新郎用秤杆挑开新娘的盖头，表示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独具匠心的兴秤匠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二十四节气镶嵌到秤杆上，以美术字体将“吉祥如意”镶嵌在秤杆上。有铜、铁、铅、锡、瓷、陶、石等不同质材的秤砣；有圆形、锤形、塔形、瓜形、鼓形、元宝形、葫芦形、花瓶形等不同形状的秤砣；有鸡、羊、狗、猴、鸟、瑞兽等动物形状的秤砣；有雕刻花卉、山水、吉祥文字等图案的秤砣，使之融入浓郁的文化内涵，如今成为实物（物质）文化遗产而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不仅如此，从前人们还给杆秤披上神秘的色彩，视它为龙的化身。秤钩是龙嘴，秤纽是龙眼，秤杆是龙身，秤花是龙鳞，将它用作“镇邪”之物。每逢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狂风呼啸、暴雨欲来时，长辈们便将大秤挂于堂前，以求神龙护佑，镇邪避灾。
杆秤虽为一种计量器具，人们却把它视为公平公正的象征，天地良心的标尺，道德教化的一种载体，由此衍生出“权衡轻重”“权衡利弊”“权衡得失”等用语，数理科学中的所谓的“加权”“加重”也由此而来。权、衡（秤杆、秤砣）的合并使用，产生了以秤杆为喻体的民谚：“秤不离砣，公不离婆”“上下三处是根秤，邻居八家是面镜”“心平勿用秤”“家中有黄金，路上有平秤”等，把杆秤灵化为一种道德理念。产生了以秤砣为喻体的妙趣横生的俚语：“吃了秤砣铁了心”“鼻子上挂秤砣——抬不起头来”“秤砣掉进大海里——富（浮）不起来”“秤砣碰铁蛋——硬碰硬”“老鼠偷秤砣——倒贴（盗铁）”“咸菜缸里的秤砣——一言（盐）难尽（进）”“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等等。
三
古往今来，因杆秤与人类生活关系太密切，在它身上发生着无数故事，其中“立夏称人”流传至今。“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闺。”立夏“称人”习俗起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孟获归降蜀国。诸葛亮临终嘱咐孟获，每年入蜀看望阿斗一次，这天是立夏。蜀国被灭后，孟获每年立夏带兵到洛阳看望阿斗，每次都称阿斗的体重，声言若是晋武帝亏待阿斗，他就举兵反晋。晋武帝吩咐，立夏这天用糯米加豌豆煮午饭给阿斗吃，阿斗见糯米豌豆饭粘香爽口，吃得很多，每次称他时都增加重量。
立夏“称人”给阿斗增了福气，人们也祈求上苍给他们带来好运。乡村“称人”时，农民拿一杆大木杆秤，秤钩下拴条麻袋做兜，将一根粗棍穿进秤系里由两个人肩抬，被称的人坐进兜里，如果体重增了，说是“发福”，体重减了，说是“消肉”。掌秤人一面看秤花，一面说些吉利话。称老年人说：“秤花一百一，活到九十七。”称姑娘说：“秤花一百零五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称小孩说：“秤花打到三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打秤花只能里打出（即从小数打到大数），不能外打里。
湖南省通道转兵纪念馆收藏了一杆“红军秤”，这杆秤有一段感人经历。1934年12月，红军经播阳上贵州，一支部队在播阳镇上湘村宿营，当时一位首长在一场激战中负伤，身体虚弱。警卫员想买只鸡炖了给首长补养身体，见一位老婆婆家有两只老母鸡，对老婆婆说：“老人家，你的鸡卖不卖？卖一只给我好不好？”老婆婆是侗族人，听不懂汉语，加上年高耳朵有些背，以为战士说的是“赖克赖”（“赖克赖”是侗语“好不好”的意思，误以为红军问她“好不好”），老婆婆眉开眼笑地说：“赖哩，务性尧赖哩！”（意思是好哩，我身体蛮好哩）。战士以为老婆婆同意了，便从鸡笼里抓了一只鸡。老婆婆这才明白战士要买鸡，点头同意了。
买鸡要过秤，战士在屋里寻到一杆秤，没有砣，他灵机一动，把腰间的一个手雷拿出来充当秤砣，巧了，挂在定盘星上正与原秤砣重量相等。那只鸡三斤重，战士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付给老婆婆一块银圆。
红军走了，手雷没有拿走，后来经过安全处理当了秤砣，本地居民将这杆秤叫“红军秤”，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高尚品德成为美谈。有的外地商贩来卖东西时故意短秤，买主常常把所买的东西拿到红军秤上验证，经红军秤一称，商贩只得把亏数补上。因此，居民又把这杆秤叫“公平秤”。
四
山东北部地区管制作杆秤叫兴秤，做兴秤匠讲论兴秤先修心，人心准秤才准，兴秤匠要具备三德：手艺德、仁德和道德。用他们的行话说“做秤是做良心”，兴秤匠心中先要有一杆秤，一头挑人间生计，一头担天地良心，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公平秤天下。有一副描写兴秤匠的对联说得很形象：“轻重得宜大权在手，偏正不倚双纽关心。”秤是规矩，兴秤匠要守规矩。过去，兴秤匠都在工具箱里面钉一个铜做的“正”字，只要取工具干活，第一眼便会看见。在箱子外面钉着一个“道”字，其意思就是告诫兴秤匠时刻牢记“正道”这一行业操守，要正道兴秤，正道做人。人在做，神在看。秤杆上的一颗颗秤星体现着买卖的公道，不做计量有偏差的“劣秤”，更不做人为缺斤少两的“短秤”。兴秤匠若是不守规矩做“鬼秤”，故意把秤杆做得“老”一点或者“嫩”一点，或者在秤砣上做手脚，要么伤害商人，要么伤害顾客，其性质远比商人在买卖中给不够秤恶劣，从“报应论”上讲，他首当其冲失福禄损寿命。所以，一杆秤是兴秤匠道义和品质的凝结。
兴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号称“百工之首”。兴秤匠需一身兼有三种匠人的技能：制秤杆的木工活；打秤刀、秤钩的铁艺；制秤盘的白铁活（糊皮活）。一杆秤从选料、制坯、刨圆、套铜套、配砣、装钩、分级、打眼、磨光、校正到成品，有上百道工序，道道工序在“斤斤计较”之间，精雕细刻，毫厘必究，刀口距离偏离2毫米，称100斤的东西，重量就相差七八斤。秤杆是秤的“灵魂”，秤杆材料多用紫檀、花梨、酸枝、铁力木、红椆木、金丝李等木料，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理细密、经久耐用，不易变形和开裂。秤杆木料放置通风阴凉处阴干一年左右，木料定型后才使用，根据秤的不同的称重量选用不同的木料。制作司马秤的秤杆使用象牙、象骨、骆驼骨、红木等材料。
秤杆经过刨圆、磨光、浸泡，达到头粗尾细、表面光滑、不弯不裂的要求，给秤杆两头套铜皮或铝皮，安装秤纽，确定“定盘星”（和秤）——根据秤杆大小和秤砣大小找出秤杆上的平衡点，确定这杆秤能称多重。定盘星镶嵌在杆秤秤纽和福星之间，当秤砣挂在这一位置，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提起秤毫，两边重量相等。宋朝朱熹在《水调歌头·雪月雨相映》词中说：“记取渊冰语，莫错定盘星。”定盘星决定一杆秤计量的准确度，担负着公平、公正、公开职责。
然后，兴秤匠在秤杆上划一条直线确定斤两刻度，用钻在标定的刻度上钻星眼，将细铜丝插入星眼中，削断、敲实、锉平，如此镶嵌一颗颗秤星——杆秤上的数值。一杆秤不论体型大小，都需要钻600多个小星眼，镶嵌600多个秤星，需要全神贯注。星眼钻不直，镶嵌的秤星就不直，会影响杆秤的准确度。镶好秤星，再给秤杆上色、擦油，用砂皮磨光，装上秤钩、秤盘，一杆秤制成。木杆秤按长短及秤砣大小分大、中、小三种型号，大号秤一般可称重300斤，精确度达到0.1克；小号司马秤多用于中药房称药和称金银珠宝，其精确度更高。
世代兴秤匠谨遵行业规矩和职业道德，年复一年，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敲打进一杆杆木杆秤里，一个个熬得青丝变白发。一次次改朝换代，不变的是他们的那份承诺，那份公道良心。那一杆杆泛着温润古朴光泽的木杆秤上，记载着一代代兴秤匠人最朴素的坚持和守望。千百年来，杆秤作为商品流通的主要计量工具，完成着一桩桩交易。今天，因有了台秤、案秤、磅秤、弹簧秤、电子秤等等，木杆秤风光不再，然而，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农耕文明的代表符号，会保留并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