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福

在我们那个不足400人的小村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部队提干的军官，弟弟李义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个正式录取的大学生。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家庭，应该说是“祖宗坟上冒了青烟”，令人羡慕不已。乡亲们茶余饭后闲聊时，总是像取经似的问我父亲：“你的两个孩子这么有出息呀，你有啥高招？”父亲的回答也总是直截了当：“大人心怀敞亮，孩子前程明亮。”

1981年我高考落榜，决定回校复读，以备再战。而到了当年11月份，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由于受当民兵连长父亲的熏陶和影响，打小就怀揣着当兵的梦想。所以，我决定弃学从军，并得到父亲的鼎力支持，母亲只是觉得我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是个孩子有些舍不得，也倒是没有阻拦，可我已上了年纪的奶奶好说歹说就是“不松口”。奶奶跟我父亲说：“孩子养大了，当兵一走，要是留下回不来，以后谁给你俩养老呀？早时候，我从东北把你带回老家就是防老。你们还是给孩子娶个媳妇成个家，守在身边安稳。”可我父亲心里明白：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奔个好前程，比什么都重要，把孩子拴在家里能有多大出息啊？于是，父亲瞒着奶奶给我报了名。直到我穿上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向奶奶告别时，奶奶还是满心地不情愿让我走。她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福啊，出去见见世面就回来呀，听奶奶的话！”我也流着泪向奶奶不停地点头。在沈阳军区空军当兵的第五个年头，我由义务兵转为志愿兵，由农村户口变成了“非农业”。闻此消息，父母心里豁然开朗，整日欢天喜地的，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而奶奶却愁眉苦脸了好长一段时间。

两年后，小我五岁的弟弟李义国参加高考，被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录取。这个时候，我奶奶已经去世，“插手”阻拦弟弟上大学的换成了我的三舅。他恳切地对我父母讲：“老大参军留在部队回不来了，这个小的可不能再放跑啦。为了年纪大了有个照应，你们可不能犯傻呀！”中午父母亲留我三舅在家吃饭，几杯小酒下肚，心里一热乎，三舅竟然泪水涟涟地哭了起来，边抽泣边嘟嚷：“你们俩现在不听我的劝，到老了没人管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啦。”然后又转过脸对我母亲说：“你是我的亲妹妹，疼得着，我也是为你俩想得远呀！”母亲听着并没表态，而我父亲心有“定盘星”，他想亮堂的事，谁劝也不管用。父亲拉着三舅的手，用感谢的口吻坚定地说：“三哥啊，这事您就不用多想啦，我心里敞亮着哩。”在父亲的坚持下，弟弟如愿以偿地圆了大学梦。

1991年我从沈阳空军部队调到济南联勤部队，训练学习之余撰写新闻稿件，因成绩突出被破格提干。后来，我在团职岗位上转业，并落户省城，担任一家杂志社的主编。弟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一家大型企业，开始涉足国内刚刚兴起的期货行业，很快成为山东业内的领军人物。

回想我们哥俩都“学有所成，小有成就”的经历，还真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大人心怀敞亮，孩子前程明亮”。我们打心眼里感谢、感恩、感激双亲的初心和意愿。我们哥俩商议让父母亲把责任田承包出去，搬到济南与我们同住，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可他们总是以“到城里生活不习惯”为由而推脱，其实是怕牵扯我们的精力，影响我们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的年底，父亲在一次查体时竟然查出肝癌晚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家人痛苦万分。为了使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我们哥俩把父亲接到济南，找到权威的医院和专家进行诊治，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他老人家的生命。

父亲走了，他却留给了我们丰厚的精神遗产。为了留下一个永远活着的父亲，我为父亲树碑立传，并很快写就了《一生守望一一我的父亲李大香的普通生活》，且出版发行，以此纪念我们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