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子孚:“一定要和敌人拼到底!”

□本报特约撰稿人朱殿封 刊于德州日报德周刊2021.1.29三版

1937年9月28日,日本鬼子占领了河北省泊镇。

泊镇省立第九师范教室里,杜子孚(杜兰友)再也坐不住了:太阳旗下,山河沦陷,眼看祖国大地没有一块净土,热血青年怎还能安坐教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杜子孚好恨呢!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六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鬼子占据了东北三省,杜子孚心如刀绞。他联络同学在校园、上集市演讲,控诉鬼子的侵略罪行。邸桥大集上,杜子孚身穿长衫,目光炯炯,他跳到一辆大车上,挥舞着拳头高喊:“乡亲们,小鬼子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抢我财产,我们绝不答应!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年,他才16岁。

两年后,杜子孚考取了天津省立第一师范。老杜家几辈人里出了这么一个读书人啊!父亲狠着心典当了三亩好地,新婚妻子刘淑贞变卖了14件嫁妆,供他去上学。

国家多难,哪有安心读书的地方!大汉奸殷汝耕投靠日寇,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激起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杜子孚积极响应,当选天津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一说为天津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带领同学们贴标语,发传单,到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参与组织了天津市大中学生举行的“一二·一八”大游行,揭发汉奸投降卖国行径。

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1936年初,杜子孚回到家乡宁津县后郑村(原为南皮县)。不久,又考入泊镇九师就读,他组织同学继续抗日宣传活动。年集上,身穿大棉袍子的杜子孚站在凳子上演讲,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刘淑贞(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青岛人民银行任职)回忆说:“子孚有血性,是个烈性子。他讲话充满激情,很有鼓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

……

杜子孚义愤填膺,他决定:不读书了,拿起枪去打鬼子!二

杜子孚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经张文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找到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马振华,要求参加抗日队伍。马振华了解杜子孚的情况,对他说:“我们正在冀鲁边区各县组建‘战地动员委员会’,组建抗日队伍,发动全民抗战。你家在南皮,熟悉情况,工委决定派你回去组建‘战委会’,由你担任主任。”杜子孚慨然答应。

杜子孚首先把全家人给动员了——父母亲、岳父母、妻子、大哥、侄子。

杜子孚家里挖了地洞,里面空间很大,有许多“房间”。地委、专署的石印股和交通站就设在这里,编辑、印刷党的文件和抗日材料。他的父、兄、嫂、妻等,帮着收藏文件、送信、传递情报和印刷文件等。抗战经费很困难,募集的钱不够用,他父亲典当了3.8亩土地,从中替出钱用于抗战。

妻子刘淑贞给同志们望风、做饭、当联络员,护理住在家中的伤病员。后郑村离鬼子在大白庄的炮楼不到二里地,一有风吹草动,刘淑贞就用暗号通知大家,地面上的人迅速藏进地洞。

杜子孚的哥哥杜兰普是村党支部书记。有一次鬼子大扫荡,一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住在他家养病不能行走,他和二儿子杜书湘用筐抬着他跑了20多里,脱离了危险。他和村里的党员随时锄奸,保障石印股安全,曾秘密处决了一个向鬼子告密的汉奸妓女。

杜兰普的三儿子杜书平是八路军交通员,被捕后隐瞒了身份,但没能营救出来。据说,后来被押往日本做劳工,至今不知所终。四儿子杜书荣念过几年书,参加八路军后当了地委的秘书主任。

杜兰普13岁的五儿子杜萍也帮着送信。一次送信途中遇到鬼子,他躲避不及,鬼子追他,跑到鬲津河岸时被鬼子开枪打中,倒在地上。鬼子走近一看是个孩子,便弃之而去。过后,杜兰普把他背回家,发现子弹从肩部穿出,幸未伤及要害。从此,他正式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禹城市农业局工作)。三

1942年隆冬,鬼子扫荡杜子孚岳父刘银河居住的张木春村,抓抗属。鬼子将他岳父母和上百名乡亲驱赶到村东打谷场上,把他岳母打得昏死在雪地上,鬼子挥刀砍下他岳父的头颅。

杜子孚和张白水不畏艰险,组建区、村抗日政权,带领民众扒围破寨,袭扰打击敌人。1938年5月,杜子孚被任命为津南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年,担任中共东光县委书记,同石景芳一起组建起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领导抗日军民挖地道、挖战壕,端据点、炸岗楼,扒铁路、破公路,打伏击,搅得鬼子日夜不宁。

关锋(周玉峰)深情回忆当年同杜子孚共同战斗的那段经历说:“1941年他当二地委书记时,我当宣传部长。打游击,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他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我们两人观点一致,在一起合得来,紧张、亲切、愉快。他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民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我们对敌伪策反工作做得好,敌人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一次,他要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过洪沟,里面的人给我们暗号:没事儿,过吧。我们组织人去扒敌人的铁轨给老百姓打农具,敌伪不敢管,他们若动,我们就能把他们连锅端。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当时我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四

刘淑贞终生记得,杜子孚血洒“四柳林”,是他26周岁生日刚过的第九天。

1942年6月18日深夜,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驻在东光县大、小单村一带的冀鲁边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19日凌晨,枪声响起。时任冀鲁边一地委书记、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杜子孚,冀鲁边一专署专员、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石景芳和一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等人紧急决定:组织部队立即穿越鬲津河突围。突围中,杜子孚带领的地委、专署机关一部分人员,从王家柳林村至崔达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突围,刚到崔达村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本鬼子突然开火,60多名同志当场牺牲。

“快!向后撤!”杜子孚指挥战士撤到赵家柳林村附近,对面又有大批敌人冲过来,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他们受到两面夹击,一批同志又倒下去了,敌人端着刺刀从四周逼上来。杜子孚激愤地大声说:“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拼到底!”在惨烈的搏杀中,杜子孚和战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营盘村时,他右臂被敌人打断,鲜血染红了袖管和前襟。邸玉栋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手枪支在沟沿上,用左手扣动扳机。他鼓舞同志们说:“瞄准了打,打倒一个够本,打倒两个就赚了!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拚啊!”率领战士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专署妇救会主任崔兰仙和一个小分队,在刘大瓮村被鬼子包围了。小分队的战士都相继牺牲,崔兰仙负伤被俘,见敌人要把她推上汽车押走,便对着鬼子猛踢猛咬,大骂道:“你们这些强盗!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中国人绝不屈服!”鬼子恼羞成怒,当即把她杀害了。

还有,一专署文救会主任吕器、一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300多人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全部被敌人杀害。

日伪军撤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村民赶到现场,他们含泪辨认并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当找到杜子孚的遗体时,他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支驳壳枪,还剩了三颗子弹。

杜子孚牺牲后,刘淑贞擦干眼泪,带上七岁和五岁的两个儿子赶到一地委驻地乐陵,走进了革命队伍。她说:“子孚牺牲了,鬼子还没有打完,我要接过他手中的枪,干完他没有做完的事情。”每次行军转移,战士们背着两个孩子,说:“一定保护好杜政委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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