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人论坛热议语言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语言服务40人论坛近期特别推送“抗疫网上论坛”系列,邀请业界与学界专家就热点话题展开讨论,观点碰撞,思想交锋,开创语言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举办三期“应急语言服务”专题、两期“后疫情时代语言服务企业危机与转机”专题、一期“语言服务与国家安全”专题之后,引起更多学界业界专家的关注与兴趣,为“抗疫网上论坛”提供了各自的学术研究与智库观点。本期邀请到六位专家围绕“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展开讨论,涉及外语规划、多语种语言服务能力、中国文化外译、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国际发展和中国标准国际化等。

一、服务“一带一路”的外语规划问题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70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完成了两大使命:第一,为外交及相关领域培养了外语人才,满足了外交及相关领域的事业发展;第二,培养了公民的双语能力,满足了个人在不同文化间行走的需要,满足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下一阶段的任务,应是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培养更多的智囊和行动人才,也就是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这“铺路”之语言当然少不了汉语,促进汉语的国际传播,使其能够发挥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是“路基”性的工程。而“铺路”之语言更多的是外语,做好“一带一路”的外语规划,是当前中国语言规划的重大议题,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议题。

“一带一路”的外语规划包括4个方面:外语地位规划、外语语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外语习得规划。外语“地位”规划尤为重要,可以从学理上清晰认识外语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而不是把外语作为“外我之物”,避免外语教育随潮起伏:或是第一外语设置不当,或是一语独大,“抓大忘小”;或是把外语和母语置于杠杆两端,抬高一端就压低另一端。外语功能规划是个新课题。母语的功能是自然存在的、全方位的,而外语的功能是需要规划的。外语的功能规划既是外语地位规划、语种规划的落实,又直接关系到外语人才培养(外语习得规划)和外语人才使用。

语言应用是分领域的,语言生活是分领域的,“一带一路”的外语规划要有领域意识,从领域开始。

“一带一路”的基本建设涉及多个领域,如港口建设,公路、铁路、桥梁等地面丝路建设,空中航线建设,电力、油气等能源建设,通信、信息建设。这些领域首涉行业是交通、航运、能源和通讯,同时也涉及制造、贸易、金融、传媒、教育、服务等其他行业。外语教育首先应当面向这些领域和行业。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就是由结构研究转向话语研究,而话语研究必然涉及各领域、各行业甚至各个社会话题的语言运用。这与领域外语规划的精神十分契合。

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模仿苏联教育体制建立的,除了综合性大学之外,多数高校都与一定的领域、行业水乳交融,很多学校的名字中就带有“财经、测绘、地质、电力、电影、海洋、航空、交通、经贸、纺织、钢铁、工业、公安、广播、矿业、林业、美术、农业、师范、石油、水利、体育、外语、医学、音乐、邮电、语言、政法”等字样,显示着学校的行业性。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包括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招生、扩展校区、筒子楼改造等。在这次改革中,高校在管理体制上与行业脱钩,或归为教育部直属,或为各省市管辖,且在办学方向上也逐渐综合化。尽管如此,很多大学与行业的天然联系仍在持续,有大量的校友在行业工作,有解决行业问题的科研优势和教学优势,甚至与行业还保有“共建”关系。这些大学的外语专业来实施领域外语规划,面向交通、航运、能源、通讯、制造、贸易、金融、传媒、教育、服务等行业培养外语人才,应是具有先天条件的,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是“水未到而渠先成”的。

现在,外语专业都在讨论“复合型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很多“外语+X”的方案。其实最为实际的方案,就是根据各高校的专业特长来选择外语语种,根据专业特长来确定X,并形成产品级的专业知识课程。在教学任务的实际设计中,通过了解各企业在“一带一路”贸易合作过程中使用的语种、形式、场景等信息,来设计各语种的运用场景,对每一实践任务进行场景细化,对每一任务中学习者输出的语言种类、语言内容、语言能力的表现进行预测和记录。这可以说最为可取的“外语+X”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至今,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外语需求,外语学界应当重视这种需求,呼应这种需求,尽力满足这些需求。“一带一路”发展至今,已也不仅仅是一个倡议,而是我们与国际社会“共享未来”的一种活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实践版。外语学界主动服务“一带一路”,不是权益之计,是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培养更多的智囊和行动人才,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

二、提升多语种语言服务能力,消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隔阂

宁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多,语言状况复杂,排除同一种语言作为多国官方语言的情况,共涉及9个主要语系的近60种官方语言。其中只有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和新加坡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就意味着仅用英语来提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类语言服务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和对世界发声,对外使用本国、本民族语言是权利表达的重要标志,而邦交国家用彼此的官方语言开展交流与合作,被视为对彼此地位和主权的尊重与认可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表现之一。

因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与国家的互联互通中,多语种语言服务本身就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切,多语种语言服务能力建设成为直接关系到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战略性支撑。

在此,必须通过提升多语种语言服务能力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因语言隔阂所造成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落地问题。目前国家出台很多相关政策和有效措施,加大力度推动汉语、英语能力建设,以及多语种语言资源建设及其人才培养,以突破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瓶颈问题,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是解决因文化隔阂所造成的一系列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受和认同问题。仅有语言相通是不够的。沿线区域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交融,具有鲜明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在语言相通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相通,才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谈及情感交流、思想沟通、经贸往来、文明互鉴。

越好的语言服务,会越加凸显对国家与社会需求的回应,对文化隔膜的消除,对文字背后的文化基因的传承。语言为基,文化同行,提升多语种语言服务在文化理解和认同方面的能力和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文化成果的研究和引进力度,并以对方习惯的接受方式阐述和践行中国文化与思想,消除彼此之间在文化理解与认同上的鸿沟与隔阂。我们深信,多语种语言服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与思想“走出去”,特别是使之深入地“走进去”方面将大有可为。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的翻译与传播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多来,主要以文化输入为主,这其中,主要是以翻译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主,有学者把这称之为“译过来”——把他国的东西翻译为中文。但近8年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译过去”——把中国的东西翻译为外文——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外语人,我想表达三个观点:

第一,一带一路,外语先行。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要重视外语,在地方层面上,甚至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应同样重视外语。在全球化的今天,外语处处是陷阱。想想2017年中印争端解决后,两国在关于“撤军”这一英文用词上的不同使用与不同阐释,就不难明白外语的重要性。再想想今天疫情时期,关于新型冠状肺炎的英(外)文命名,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外语的重要性。没有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候甚至无法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第二,文化传播,重在理解。不同文化之间虽然有对立,但也有交流、融合的可能。而且,文化与文化之间,意在沟通,重在理解,即目的和核心在理解。如果他人能够接受,那自然是上佳的结果,但在文明与文化之间,彼此理解并和谐共存更为重要。无论是我们的孔子学院还是我们多年来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依旧还有更大的空间。据我所知,一些孔子学院和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时,大都还停留在学学汉语、写写书法、教教剪纸、练练武术或者太极,然后就是包饺子了。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哪里仅只有这些啊!以河南登封少林寺为例,虽然世人都知道“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但它首先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登封的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这样的例子,在河南可以说不胜枚举,在中国各地,更是漫山遍野。

第三,古老文明,求变出新。中国是有着号称5000年历史的国度。古老而传统。那么,对于这样的传统文明和古老文化,在我们对外交流中,在他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时,应该注重求变创新。我指的是如何通过求变创新的理念与手段,达到使他们可以在世界传播并被世界其他文化与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甚至接受的目的。比如,中国的历史遗迹,大都庄严肃穆,甚至有些令人畏惧,越是古老的城市这个特点也越明显。这是由其历史背景所决定了的。但如何去除其中会拒人千里之外的刻板的印象,也是我们在宣扬自我、让他人更多了解时需要认真思考的。其实,我们不应忘记,在那些严肃甚至严酷的历史背后,有的是鲜活的人和富有色彩的故事,那都是我们的前人和祖辈。他们一定有着自己那个时代的丰富的生活。把这样的故事挖掘出来,哪怕那是个悲惨的故事,但可能要比那树立百年甚至千年而无言的城门楼宇鲜活得多。

四、中国语言服务企业走进“一带一路”国家的四种方式

王立非(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语言服务研究院首席专家)

跟船出海:随客户一起前往目的国

对于非洲、拉美、大洋洲等语言服务欠发达地区,如果中国客户前往这些地区开展业务,需要中国语言服务企业提供服务。我对这类“走出去”的中国语言服务企业的建议是:跟船出海,以劳务外包方式随客户一起前往目的国。语言服务企业(派遣单位)以劳务派遣方式将专业语言服务人才派到需求方企业在境外的项目上提供语言服务。需求方企业(用工单位)为所派遣来的语言服务人才提供交通、食宿等基本生活条件,并且向语言服务企业支付相关用人成本,由语言服务企业向派遣人员支付薪酬、福利、保险等。“劳务派遣”简化管理程序,减少劳动争议,分担风险和责任,降低成本费用,自主灵活用工,规范用工行为。“跟船出海”方式使得语言服务企业能够紧跟语言服务需求方的需求,提供让客户切实满意的服务,从而维护好跟大客户的关系,承接大客户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语言服务业务。另外,外派语言服务人才在境外母语环境中得到长期锻炼,也能够逐步提升其语言服务技能,可谓一举多得。

借船出海:寻求语言服务外包

对于亚洲、欧洲与北美等中等发达或发达语言服务地区,如果中国客户前往这些地区开展业务,需要中国语言服务企业提供服务。我对这类“走出去”的中国语言服务企业的建议是:借船出海,寻求语言服务外包。通过语言服务外包,中国语言服务企业不需要派遣人员前往目的国,而是通过语言服务资源网络在目的国将中国客户的语言服务需求委托给目的国的语言服务企业或自由译者来完成。另外一方面,中国语言服务企业也可以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外包的语言服务。

买船出海:在目的国设立或并购当地语言服务企业

对于欧美经济发达、语言服务发达的地区,如果中国大客户前往这些地区开展业务,虽然部分语言业务可以传递回价格低廉的国内进行处理,口译人员可以从国内派遣,但如果其签约的中国语言服务企业在目的国也具有办公室提供语言服务,则其中便捷程度大大提升。另外,由于欧美国家主导语言服务行业——尤其是本地化业务需求——一般都由客户欧美总部外包语言服务企业欧美总部,承接到语言服务业务后,欧美语言服务企业再将业务布置到世界各地分支机构或外包给第三方具体落实。如果中国语言服务企业在目的国设立办事处或并购了当地语言服务企业,近距离接触客户欧美总部,则比较容易开拓当地优质大客户。由于集群效益,海外办事处也能够近距离接触世界领先的语言服务企业欧美总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承接这些企业的外包业务,从而达到规模效益的目的。我将这种模式称为“买船出海”。

提前出海:“语言服务+”助力中国语言服务企业

“提前出海”在国内大客户提出境外语言服务需求之前,语言服务企业便进行全球市场布局,提前做好语言服务需求分析,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一方面为已经或计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服务,另一方面,抢占市场优质客户资源,实现业务模式更高层次突破与创新。“语言服务+优势领域”是语言服务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任何语言服务人才均不可能胜任所有领域的业务,任何语言服务企业也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领域中均名列前茅。与其追求“大而全”的市场规模,具有特色行业优势的语言服务更应该走“小而精”之路,找准自己的优势行业,深耕这类行业的语言服务需求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从而实现业务积累与规模做大做强。“语言服务+”使得十数人的企业便可以在某一个细分领域中独占鳌头,比如石油翻译、矿业翻译、建筑翻译、企业财报翻译、融资文件翻译等,成为“提前出海”的保障。

五、从国际发展的视角看语言服务

刘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月6日,BBC播出了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自去年李子柒视频走红海外,中国主题再次引发世界关注。值得反思的是从李子柒到杜甫,无论是新媒介还是传统主流媒体,中国故事走向国际仍然是西方译介发挥基础作用。这说明是时候需要认真回顾和思考在世界与中国都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条件下,何种语言服务才具有国际发展意义,能够助力中国从“各美其美”的阶段迈上“美美与共”的新的历史高度。

从国际发展视角看中国语言服务,先于一切的是完善和创新关于语言服务的顶层设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语言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些改变甚至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改变,例如:数字技术创新,跨学科跨界融合和多源多维政策/社会工具耦合介入等。以此为背景,新形势下的语言服务总体目标、框架思路、建设重点、创新路径等都是亟待探究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质量将决定语言服务的需求空间和发展空间。

当前,全球化处于曲折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完善和创新语言服务已经从必要性上升为迫切性。这需要我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做出思想创新,才能从国际视野服务中国发展。

六、语言服务助力中国标准走进“一带一路”国家

蒙永业(博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语言服务研究所所长)

在企业界广为流传这样的说法:“一流企业出标准,二流企业出品牌,三流企业出产品”,显示出制定标准是企业发展定位的制高点。随着中国资金与中国企业深入走进“一带一路”国家,带动中国技术走出去,最终需要中国标准“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标准国际化最直接的方式。以中国援建的各类“一带一路”项目为基础,随着中国资金、中国技术、中国企业参与其中,采用具有国际水准的英文版中国标准,将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打造中国标准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在此基础上,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标准的技术能力与适用性,促使没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其它国际项目也采用中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与运营,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将中国标准遍及全球,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服务全球经济贸易发展。

中国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通过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等方式,主导或参与制定、修订国际标准。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在具有国际优势的中国标准基础上,转化为国际标准的某项要求或某个标准草案,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竞争水平。第二,让更多其它国家认识、认可中国标准,通过标准互认等方式,让中国标准与其他国家的标准具有同等效力。另外,也授权具体国家标准化组织等同采用、修改采用或非等效采用中国标准为其本国标准。

中国标准走进“一带一路”国家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资本、语言服务等多个方面努力与配合。语言服务是中国标准国际化的必经之路,要实现国际化战略,就需要深入研究语言服务路径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优质易懂的中国标准英文版,让中国企业(尤其是设计、施工企业)熟悉运用国际标准,不断总结中国标准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与语言服务相关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标准走进“一带一路”国家扫平语言障碍。

通过国家、企业、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等多方努力,在中国实现经济走出去过程中,通过优化语言服务途径促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假以时日,中国标准能够在世界通用,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技术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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