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鲁边区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敌人妄图用“囚笼”困缚住八路军游击队的手脚任其宰割，紧锁住抗日民主政权的咽喉任其扼杀，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八路军游击队越鸿沟、拔据点、破铁路、歼凶顽，来去如风，神出鬼没 ；抗日民主政权夯基层、保供应、搞动员、抓策反，昼伏夜出，笑傲严冬。许多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老冀鲁边”都会哼唱当时流行的一支小调 ：
八路军好比一条鱼呀咳，
老百姓就是河里的水呀咳，
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呀咳，
离水的鱼儿呀焉能活吧依呀咳……
有了这样的鱼水关系，再庞大再牢靠再密实的“铁笼”也无济于事。
在广袤的冀鲁边平原，人民对抗日大业的支持、对共产党的完全信赖和无私奉献构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使这片一无高山可凭二无茂林可据之地具有了崇山峻岭的险峻和莽莽林海的深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发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注脚。
在冀鲁边区根据地有这样一个群体熠熠放光，即使时光流逝也无法销蚀她们的华彩 ：她们本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也从不知道什么叫“荣誉”，但她们从朴素的内心出发，去爱，去恨，去抗争，去牺牲，用自己干枯皲裂的手掌救护八路军游击队战士，用自己孱弱瘦削的肩膀扛起风霜的凌辱 ；她们的容貌已经苍老，皱纹密布的额头，鬓边的白发，浑浊的双目，可是她们在面对侵略者和汉奸队时那么坚毅而智慧，那么从容而坚韧，广大指战员都亲切地称她们——“冀鲁边的大娘们”。
稀薄而微弱的星光，低矮而贫瘠的村庄，阒寂而逼仄的街道。
两个人影贴着墙根疾行着，谁也不说话，脚步轻得像猫。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前，机警地左右观望，一人蹲在门楼旁划拉几下，起身，朝院里扔出一块坷垃，侧耳听听，又扔进一块，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听听，再扔进一块。不一会儿，院子里有了动静，接着大门轻轻拉开一条缝，两人闪身而入。
院子里站着一位老大娘，冲两人点点头，小脚一颠一颠地向堂屋走去。
进屋后，老大娘拿把笤帚扑打着两个人身上的尘土，嘴里絮叨着：“你看看这大冷天，马不停蹄的，可叫你们遭罪了。”
其中一人笑笑 ：“大娘，我们倒没啥，折腾你老人家不消停了！”转身对另一个人说 ：“老王，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魏大娘。”
老王上前握住魏大娘粗糙的手，热热地喊了声“大娘”，魏大娘自然而然地应了声“哎”。
老王说 ：“张玉梅书记没事就掰着手指头数落说，全沧县对抗日最有认识的有三位房东大娘，一个是四区茅草洼的兰大娘，一个
是二区付窑厂的回民吴大娘，一个是二区吴小庄的魏大娘，今天可算见到菩萨真身了。”
魏大娘望着张玉梅说 ：“俺一个庄户老婆子，哪懂啥大道理，不都是听你们拉呱儿拉的吗？”
张玉梅说 ：“大娘，我们倒倒头，天不亮就走，你也赶紧歇着去吧。”
魏大娘拢拢头发，说 ：“你们先喝口热水，垫补垫补再睡，空着肚子哪能睡着啊！”
张玉梅和老王连连摇着手 ：“别价！别价！”
魏大娘不由分说转身出了门。
张玉梅是无棣县便宜店人，抗战爆发后，弃教从戎，参加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一直在沧县一带领导群众抗日，1939 年担任沧县县委书记。
他对老王说 ：“你刚来这片儿，还不清楚魏大娘的脾气，只要咱的人到她这里，从没让空着肚子睡觉的，有时候，上她家来住宿的抗日干部一宿三四拨，魏大娘得热三四次饭呢。”
老王啧啧赞叹道 ：“魏大娘真是了不起啊！抗战胜利该给她记上一大功！”
两人正说着，魏大娘端进一小瓷盆粥，两个高粱面饼子，两块老咸菜疙瘩 ：“咱庄户人家，也没啥巧饭食，迁就迁就吧。”
张玉梅抓起一个饼子，使劲咬一口，边嚼边说 ：“大娘熬的粥好喝，饼子也喷香，嗬，还有嘎嘣脆的咸菜呢！这饭食就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宴叫咱去，咱也不搭理她呀！”
说得魏大娘和老王都笑起来。张玉梅对老王说 ：“你不知道，魏大娘一家为了招待抗日干部和战士，哪年都吃出好大的饥荒哩！
我想叫县里帮着解决一下，魏大娘就是不接受，说哪还有难死人的坎儿。”
魏大娘坐在炕沿儿上纳着鞋底说 ：“张书记又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啥？俺折耗点口粮算啥？咱们的战士可是拿命跟小鬼子拼啊！”
张玉梅说 ：“有大娘做咱们的后盾，小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三个人说说笑笑的声音压得很低，窗户也被草帘子遮得严严实实，泄不出一点灯光。
张玉梅躺到魏大娘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困乏渐渐从骨缝里爬出来，上下眼皮开始捉对咬到一起，土炕那头的老王突然打了幅度很大的哆嗦，弄得他的睡意跑了一大半。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想入睡，老王却烙饼似的一会儿一个翻身，一会儿一个翻身。
张玉梅说 ：“老王！你怎么这么虚惊，有房东给打更警卫，你只管踏踏实实地睡吧！”
老王说 ：“这里离鬼子的据点就几步路的距离，怎么能睡踏实啊！”
张玉梅说 ：“实话告诉你吧，咱来魏大娘家就是图睡个安稳觉。
你不知道，咱在这儿睡觉，魏大娘保准不睡，睁着眼给咱警戒呢！快睡吧！保险上得死死的……”越说声音越低，兀自睡着了。
老王心里的石头落地，一会儿也响起了鼾声。
这一宿，魏大娘盘腿坐在炕头上，哧哧啦啦地纳鞋底，过一会儿将针往灰白的头发里一划，穿过千层底，手一扬，白鹤亮翅般拉出一条弧线。夜已深。炕那头的老伴魏培如睡得很沉，抑扬顿挫地打着呼噜。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看上去还有点小祥和、小温
馨，实则魏大娘心底波翻浪涌，耳朵朝外警惕地辨别着动静，哪怕一丝细微的风吹草动也不敢放过，唯有厢房里传来的鼾声让她听得很是享受，这些孩子一天跑多少腿、担多少惊、遭多少罪啊！就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吧……
鸡刚打鸣，魏大娘扶着炕头下来，活动一下腿脚，拉开门，穿过漆黑的院落，轻轻叩响了厢房的门环，里边答应道 ：“知道了，大娘，你快歇着吧！”过一会儿，张玉梅和老王边系扣子边走出来，跟魏大娘打个招呼，拉开大门闩，左顾右盼一下，继而贴着墙根溜出了村子。
魏大娘闩好门，回身进屋，和衣躺下，只是麻了麻眼，天光大亮。
魏大娘是沧县小庄乡吴小庄人，现属盐山县，娘家姓高，丈夫魏培如老实巴交，独子魏希荣思想比较活跃。如果没有魏希荣的姑父刘汉杰出现，魏大娘肯定要“围着锅台转一辈子”，正是刘汉杰的频繁造访，她从这位谈吐有些特别的亲戚嘴里知道了许多事情。
刘汉杰是沧县较早的地下党员，到魏培如家走亲戚是瞄着魏希荣来的——想启发他的革命思想，把他带上革命的道路。刘汉杰讲得最多的是共产党领着穷人闹革命的故事，开始魏大娘听得一脑子糨糊，渐渐地听出了门道，眼里放出了光，心里透出了亮儿。
“卢沟桥事变”后，吴小庄村的村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关于日军的传言一条比一条耸人听闻。这天，刘汉杰领着另一名老地下党员何秀山钻进了魏大娘家的堂屋里。
魏大娘说 ：“可好了！汉杰，俺想问你一件事，日本鬼子真能吃了咱中国吗？”
刘汉杰看着她说 ：“嫂子，你甭听外边的胡嘁嚓！现在日本鬼子是挺嚣张，说什么几个月灭亡中国，纯粹是痴心妄想，老鼠还能吃了大象？”
魏大娘说 ：“听说小鬼子很快打到沧县了，你说咱老百姓该咋办啊？”
何秀山插话道 ：“现在国难当头，打鬼子必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魏大娘说 ：“俺一个穷庄户人，没枪没钱，就出人吧！叫希荣跟他姑父打鬼子去！”
刘汉杰说 ：“毛主席在延安发出了持久战的号召，说打鬼子将是一场长久的抗战，但最后的胜利终归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们应该相信毛主席的论断。”
魏大娘说 ：“俺也不懂啥理儿，就知道一个理儿，小鬼子不在自己家待着，跑咱这里来糟蹋人就是不行！”
何秀山说 ：“大嫂是个明白人。”
魏大娘接受了这些抗日的道理，没事就跟村里人讲“只有打出鬼子去，才有好日子过”，“别看小鬼子、汉奸队现在闹腾得欢，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不久，魏希荣在母亲的鼓励下成了吴小庄的第一个党员，并组建了村支部，担任支书。后来，魏大娘又支持儿子离家工作，到沧县五区去开展抗日活动。老伴魏培如也到村公所当了财粮会计，全家的担子都落在魏大娘和儿媳妇王桂兰肩上。
魏大娘家成了有名的堡垒户，县区的干部流水似的出出进进，都把这里当成最保险的地方，当时的区长王志远（绰号王大眼镜子）、妇女主任迟苍棣、武装自卫队长李明阁、公安助理孙金亭、县各救会主任李震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同志们一来，魏大娘就担负起警卫工作，跟儿媳妇王桂兰轮流到村头或巷口放哨，装作做针线活的样
子，找个高坡或开阔处一站，过一会儿，伸伸腰身，向四处瞭望一番，要是有情况，她们就高声唤鸡叫鸭喊孩子。同志们都知道每个暗号的含义，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同志们安全撤离后，时间允许时，魏大娘总是再到他们待过的房间检查一遍，如发现落下的物件或字片，就藏起来或立刻烧掉。
魏大娘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保护抗日干部军民的任务，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沧县县委决定把机关转移到她家来。
一时间，沧县的党政干部到魏大娘家跑顺了腿儿，县委书记张玉梅、组织部部长李延年、宣传部部长孙轶青经常于此碰头开会，一地委组织部部长邸玉栋到沧县来，也把魏大娘家当作落脚点。后来，沧县县委宣传部干脆把油印机、纸张等印刷用品连同一批批的书报和秘密文件都搬到这里，对外半公开的机构名称是印发一般宣传品的“民声报社”，实则是全县的宣传中心和秘密情报联络点。
这样一来，魏大娘家的动静可就大了，危险性也大了。有时候，夜里要赶印材料，魏大娘就和魏培如大爷轮流值班，两人趴在墙头上或蹲在屋顶上，机警地瞭哨，一守就是大半夜。
因为工作关系，孙轶青跟魏大娘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孙轶青，乐陵县黄夹镇人，1938 年 12 月参加革命，靠着一支笔杆子揭批汉奸、鼓舞士气，渐渐走上领导岗位，在沧县先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后任县委书记，这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晚年的孙轶青自号红霞寓公，身居北京繁华闹市的一角，醉心翰墨，吟咏诗词，唯一不能让他忘情的就是冀鲁边区的记忆，每每想起心潮翻涌，不能自已。
2009年3月，孙轶青病逝于北京。在北京市红霞公寓，孙轶青的老伴、80 多岁高龄的张勇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两次历险经历，这两次经历都发生于沧县工作时期，“要不是有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地救
他，轶青就是有八条十条命，也早死在鬼子和汉奸手里了”。
那时白天大多数时候，孙轶青带着同志们找个偏僻的地方一猫，或者是人迹罕至的树林子，或者是秋天的玉米地、高粱地。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能进村发动群众。白天等啊等，就等太阳落山。同志们老是抬头看太阳，太阳呢就跟被钉住了一样，就是不动，有人急得直嘟囔 ：“怎么太阳看着老不动啊！”孙轶青说 ：“太阳也不是咱家的，不听咱的话啊！”好不容易，天黑透了，大家分头到几个村去开展工作。
第一次，孙轶青装扮成看病的郎中到一个村发动群众，进了一家堡垒户，正跟家里的老太太说着话，忽然村子里乱成一锅粥，老太太说 ：“肯定是鬼子和汉奸来了，你快跟俺来。”老人把孙轶青领到正房里间的一个套间里，里面放着杂乱的东西。老人就说你快躲筐里去，孙轶青跳进筐里，老人拿些板子、篮子往上一遮，然后赶紧回到堂屋里。一会儿，几个日军和汉奸闯进来，一个伪军问 ：“有人吗？”（那个时候女人地位低，光女人在家就说没人。）老太太说“没人”。伪军瞪着眼说 ：“有人看见有八路跑你家来了。”老太太说 ：“什么叫八路啊？俺连听都没听说过。”伪军指着里间屋问 ：“那个屋是干什么的？”老太太说 ：“那个屋乱七八糟的。”伪军拿刺刀挑开帘子，朝里面瞧了瞧，黑黢黢的，也看不清什么，心里可能也打怵，怕被打了黑枪，就自顾自地说“嗯，这鬼地方能藏个鬼呀！”，便呼呼隆隆地往别家去了。
第二次，孙轶青也是到一个堡垒户家，刚坐稳，端起老大娘熬的棒子面粥，喝了没两口，听到街上大人喊孩子哭，不用说是敌人进村了。老大娘看一眼孙轶青，跑到灶间，挓挲着手跑回来，一下把他的脸抹花了。孙轶青长得白白净净，一脸书生气，年轻的时候，
同志们都叫他姑娘。几个日军带着伪军闯进来，凶巴巴地冲正向屋里走的孙轶青喊 ：“你的站住！”孙轶青转过黑呼啦吧的脸，装作傻乎乎的样子，不敢抬头。老大娘说 ：“长官，他是个傻瓜，俺侄子。”伪军走上前揪揪孙轶青的耳朵，他似乎吓得身子缩成一团，日伪军们哈哈大笑。老大娘赶紧说 ：“老总，他一个傻瓜，您就别难为他了。”伪军翻翻白眼，擤把鼻涕，走了。孙轶青站起身，大娘说 ：“俺领你绕着出村吧，万一这些‘老缺’省过神再回来，可就毁了。”说完，带着孙轶青拐弯抹角跑到了村外。孙轶青抓住大娘的手叫了声 ：“大娘！”大娘扑哧笑了 ：“你看看你看看，把你这个堂堂的县委书记当成傻瓜了，传出去可叫人笑话俺了。”孙轶青说 ：“大娘的救命之恩叫我怎么报答呢？”大娘说 ：“快别说了，找个地儿洗把脸去吧。”孙轶青掉头钻进路边的一片高粱地，呼吸着甜丝丝的空气，忽然有种虚空的感觉——刚才真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啊！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次遇险的确切情形，张勇老人也没法说得很清楚，我们也无从知道这两位出现在孙轶青晚年回忆里的老大娘是不是魏大娘，但可能性很大，即便不是魏大娘，在这两位大娘身上也一定折射着魏大娘的影子。
1940 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区委组织部王部长到魏大娘家住宿。
凌晨时分，魏大娘刚叫醒王部长，准备潜出村，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魏大娘拉开大门往胡同口一看，影影绰绰晃着几个“黄皮子”，赶快掩上门，回到屋里。
这时就听到村长在街道上吆喝 ：“老少爷们儿快集合啦！皇军叫咱到前村去训话！”
王部长掏出盒子枪，就想往外闯。魏大娘一把拦住他 ：“你这是干吗？肯定得叫鬼子逮住啊！”
王部长说 ：“大娘，我不能连累了你家！”
魏大娘急中生智 ：“你快躺炕上，盖严实被子，鬼子来了，俺就说你是俺儿子，得了重伤寒。”
王部长还想说什么，被魏大娘一把摁倒在炕上，也就自觉地拉过被子盖在身上，手里仍握着枪，以防万一。魏大娘也没闲着，一会儿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姜糖水放在枕头旁，又攥了一条热毛巾搭在王部长额头上。
大门被擂得哐哐响，魏大娘颠着小脚跑出去，一边搭着腔 ：“来了来了——快把门框砸下来了！”
拉开门，村长黑着脸说 ：“培如家里的，长官们奉命带人去听皇军训话，叫你家里人快出来！”
伪军们不等魏大娘开腔，呼啦拥进屋里，一眼捉住了炕上的人，喝问道 ：“这是谁呀？还不快爬起来！”
魏大娘赔着笑脸说 ：“这是俺儿子，得了重伤寒，还发着高烧呢。”
伪军瞅瞅王部长的样子，又看看那碗姜糖水，问村长 ：“是她儿子吗？”
村长点头哈腰道 ：“错不了，是前天往外出粪坑弄了一身汗，一脱衣裳就伤风了。”又转过脸对着魏大娘 ：“培如家里的，长官来了就没颗烟吗？”
魏大娘赶紧从枕头下掏出两盒烟塞给领头的伪军，央求道 ：“长官行行好吧，俺孩子这样子可是再不能着风了，就让他躺着歇歇吧。”
村长也敲边鼓 ：“他这样走不到半路就趴窝，不少耽误事，就让他歇着吧。”
伪军头目哼了一声带队离去，村长扭头冲魏大娘挤挤眼。原来吴小庄的村长早经地下党做工作，成了“两面”村长，表面跟敌人虚与应付，实际帮我方工作。
伪军们前脚走，魏大娘后脚闩上门，跑回屋里，对王部长说 ：“敌人挨家挨户搜查，不一定来一遍，万一再来一拨，可就不好糊弄了，还得转移。”
王部长边系鞋带边说 ：“我觉得也不妥当。”
魏大娘先出门望望胡同口，那里的伪军已经撤走，便引着王部长出大门，转到房后，钻进联络洞，曲曲绕绕出了洞口，脚下已是交通沟。魏大娘挥挥手，王部长弯着腰一溜烟沿着交通沟跑远了。
魏大娘回到家里后，果然伪军又上门来圈人了，据说是因为敌人嫌集合的人少。伪军走后，魏大娘脑门沁出一层细汗，好悬啊……
县青救会干事李国栋被区里的干部送到魏大娘家养病，不是装的，是真伤寒，高烧不退，尽说谵语。魏大娘偷偷跑到镇上抓了几服药，熬了给他喝。
这次魏大娘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敌人来了，总不能叫他再躺在炕上，尽管不用装病了，可是太危险了。魏大娘发动老伴和儿媳妇连夜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地洞，铺好柴草，再铺上褥子，三个人把李国栋架到里面，地表做好伪装，叫谁也瞧不出破绽。魏大娘一日三餐尽量岔换点样儿，劝着他多吃点。李国栋不能露面，解手都在地洞里，魏大娘天天端屎端尿，弄得他都不好意思了。魏大娘扒着洞口说 ：“你这孩子哪这么多想法，快把病好了，上战场给大娘好好打鬼子去！”李国栋噙着泪花“哎”了一声。
过了几天，日伪军又来清乡了，进进出出魏大娘家好几趟，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就是没发现洞口。
李国栋痊愈后，钻出洞，拉住魏大娘的手说 ：“大娘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辈子不能忘了你的恩情！”
魏大娘说 ：“别说傻话了！你们都是俺的孩子，看着你们风里雨里的大娘心疼啊！”
新中国成立后，李国栋逢年过节就去看望魏大娘，直到老人离世。
魏大娘家作为堡垒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0 年腊月的一天拂晓，沧县新县镇据点的便衣队 20 多人在叛徒仉金业、韩五、韩六的带领下偷袭吴小庄，猛砸魏大娘家的大门。敌人砸开大门，拥进北屋搜找财物时，住在东偏房的魏大娘趁机逃走了。这时，魏培如大爷正好从村外回来——他平时警惕性高，前半夜不敢在家睡，都是躲在外边眯一眯，这下被敌人逮个正着。魏大爷被带着往仉小庄抓捕村干部冯振山，走到一个巷口，一眼瞟到拐弯处有个联络洞，突然挣脱敌人，钻进洞里逃脱了魔掌。
沧县县委根据敌情变化，判断敌人不会放过魏大娘一家，就派公安助理孙金亭紧急通知魏大娘火速搬家。从此魏大娘夫妇带着儿媳和孙女搬到了南皮县大尚家、虎皮马家一带，过起了“游击”生活。…
1941 年农历二月，魏大爷偷偷回家取生活用品，落入了敌人布置好的陷阱，三天后被敌人杀害于新县镇外东北角的沟崖上，并被暴尸示众。第二天夜里，善良的群众偷出了魏大爷的尸首，抬回吴小庄安葬。
1942 年农历十一月，新县和姚庄据点的日伪军联合再次偷袭吴小庄，这次的目标是接替魏希荣任村支书的魏希元。魏希元一直不在家睡觉，却惊动了魏大娘的公公、在家看家的魏振江老汉，老汉有些耳聋，听得后院有人吵吵，开门看看吧，刚开门就被敌人枪杀了。
在外地的魏大娘先后获悉丈夫和公公被杀害的噩耗，号啕大哭，悲不自已，但是她的意志没有被摧垮，对安慰她的同志说 ：“想打跑鬼子，不死人行么？前方的战士打一仗，不知牺牲多少人，哪一个不是爹生娘养的！哪一个没有亲人疼爱！跟敌人斗争，或死或活，碰上谁算谁！打不出鬼子去，谁的命也不保险！打不出鬼子去，活着也没意思！”
魏大娘虽然领着儿媳和两个孙女过着流浪的生活，但在做军鞋军袜等支前工作上从不落后 ；帮同志们保存文件、书刊、衣物从不出差错 ；每到秋风乍凉，她早早把同志们的旧棉衣拆洗好，那上面的补丁打得有模有样，针脚密密实实，穿在身上暖暖和和、踏踏实实。
直到 1945 年，拔除了新县镇据点，魏大娘一家才重回吴小庄。
她站在破败的宅院外，看着被烧黑的门框，没掉一个“泪疙瘩”，“嚯啦”推开门，踏进蒿草一人高的院落里，不禁悲从中来，高喊一声 ：“孩子他爹，俺们回来啦——”
1943 年秋后，盐山县塔上村，一处农家小院。
正是多风时节，村里的大街小巷灌满风声。暮秋的风吹着黄灿灿的枣叶哗哗响，墙头草一俯一扬，几只苍褐色的麻雀立在那儿，羽毛被风吹成伞状，水润的小眼睛叽里咕噜地转动，忽然“喳”的一声射向晴空。
三两片枣叶悠然飘落，挂在一位中年妇女花白的发际，她的对面是一个短发的青年人，正捧着一碗热粥喝着。
中年妇女目光慈祥地望着青年人说 ：“李同志，再吃个窝头吧。”青年人抬起头 ：“邢大娘，你别老挂着我吃不饱了，再吃可要把我的肚皮吃炸了呀！”
这位被称为邢大娘的妇女扑哧笑了 ：“你这孩子！说个话怪夸张！大娘就怕你们作假，留着肚子不敢吃。”
青年人说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反正我在这里，就跟自己家一个样，没一点生分。”
邢大娘拂去头上的落叶 ：“那就好，那就好。”话头儿一转 ：“这次俺从城里拿回来的情报说，鬼子和汉奸队想趁着秋后再来次大‘扫荡’，抢些过冬的粮食囤着，咱们的队伍得好好招呼啊。”
青年人说 ：“那还用说！咱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县大队都憋着劲儿呢！”
早在抗战之初，邢大娘家就成了我党的地下交通站，之所以把她家设为交通站，这跟邢大娘积极坚决的抗日态度有关。
邢大娘出身贫寒，从娘家边务村嫁到塔上村后，依然是“房无间地无亩”，靠给地主扛活维持生活。30 多岁上，丈夫因贫病交加而去世，婆婆年迈苍苍，三个孩子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 5 岁，她擦干眼泪，对婆婆说 ：“哭也哭不活孩儿他爹了，俺养活你！”她是个要强的心性，拉起一根棍子，带上两个大点的孩子，十里八乡地讨饭，艰难度日。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让邢大娘看到了社会的不公，渐渐接触到几个秘密活动于当地的地下党人，听他们讲了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心里有了几颗忽明忽暗的火星。
“卢沟桥事变”后，盐山一带的党组织蓦地活跃起来，大张旗鼓地号召老百姓支持抗日、参加抗日。邢大娘找到在县城里开茶馆的表叔，问自己能不能参加抗日。她早就知道这位表叔是“在党的人”。表叔说只要真心抗日，共产党都欢迎。后来党组织找到她，跟她商量把交通站设在她家，她痛快地答应了。她也知道这是个弄不好就掉脑袋的活儿，但她不怕，觉得人活要活得扬眉吐气，死要死得刚刚正正，为抗战牺牲，强似赖活着。
不久，人们经常在通往县城的路上看到邢大娘的身影，小脚一扭一扭的，挎着个竹篮子，提着根打狗棒，灰白的头发被风揉得很是凌乱，但她的目光是坚毅的、自信的。她装作要饭的乡下人，跑到表叔的茶馆门口乞讨，戴着瓜皮帽的表叔握着一个馒头走出来，放到她的篮子里，她连声说着“好人有好报”。回到家掰开馒头，里面藏着一个蜜蜡封好的丸子。她再以要饭做掩护，把情报送到区里和县上。根据她送出的情报，我武装部队于 1943 年吃掉了辛店、牛新庄两个日军据点，1944 年端掉了边务、徐孝子两个日军据点，1945 年打赢了盐山保卫战。
突然，街上响起一阵阵粗暴的吆喝声，夹杂着男男女女的叫声，日伪军又搞突袭式清乡了。
邢大娘支棱着耳朵一听，抓起小李的手就往屋里拉，小李说 ：“大娘，趁着鬼子没堵门，我绕出村去！”
邢大娘说 ：“啥也别说了，听大娘的。”
她把小李拉到紧靠西墙的大土炕前，一把将他摁倒，然后盖上了被子。小李明白邢大娘这是叫他装病，也就躺着不动了。邢大娘却没有闲着，从炕角抓了一把破布烂棉花，跑到厕所里，沾上屎尿，扔了一屋子。这时院门已被砸得山响，她深吸一口气，抹掉额上的细汗，踩着碎步点，开了门。
呼啦涌进五六个人，带头的是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穿着一身黑白条衣裤的翻译紧随其侧。
邢大娘挓挲着手拦住了他们，手上还沾着一些污物，说 ：“我孩子闹病，连吐带泻，弄了一屋，你们可别进来，传上病可了不得！”
翻译一听，先自捏着鼻子后退了一步，然后对日本军官呜里哇啦了一阵。日本军官瞥一眼邢大娘的手，皱了皱眉，瞄了瞄低矮的堂屋，里面正有一股股难闻的气味漫溢而出。
他窘窘鼻子，指指翻译 ：“你的看看去。”
翻译啪打个立正 ：“嗨，太君！”
邢大娘在前面领着他往屋里走，边走边自言自语 ：“唉，镇上的郎中让俺也离着他远点，啥法子呀？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
翻译听得心惊肉跳，而且越往前走，那股难闻的气味越浓烈，可再给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违抗日本人的命令啊。好歹走进屋里，下脚就踩上了一片破布，吓得他猴急般跳起来，声音都变了调，眼睛朝上看了看，赶紧退出来，在门前搓着鞋底，然后低头哈腰地对日本军官说了一通，日本军官一摆手，鱼贯而出。
邢大娘带着轻蔑的笑意闩上大门，回到屋里时小李已经坐起身，邢大娘说 ：“先别急着下地，怕鬼子再来个二来来（方言，去而复返的意思）。”
小李挑起大拇指说 ：“大娘你真厉害，你的‘屎尿阵’打败了小鬼子！”
邢大娘家来来往往的人多，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注意，邢大娘自身的安全也成了问题，而她的想法是 ：“掩护革命同志，保存革命力量，是广大民众应尽的义务……我当时的决心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革命同志。”
1944 年夏夜，暑热稍减，星斗璀璨，露水闪一会儿在西北“哗啦”一个，一会儿在东南“哗啦”一个，四野的虫子唧唧地拉着胡琴。
邢大娘躺在自家院子里的草席上，似睡非睡，身上便有了一层薄薄的潮湿。她朦朦胧胧看见了小儿子邢官亭趴在一条道沟里冲敌人开火，他的面容被泥水和硝烟弄得花花的，回过头冲她咧嘴一笑，那牙齿真白啊！闪了一下她的眼。忽然，邢官亭的胸前开出了一朵鲜红的花朵，身子像羽毛一样飘荡在空中。她追上去，伸出手，想要抓住他，可他越飘越高。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小亭——小亭——”接着身子一个寒战，从梦中醒来，她摸一把脸庞，两行泪水还是热的。
抗战伊始，她的二儿子邢树林就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小儿子邢官亭加入了王连芳、刘震寰领导的冀鲁边回民支队，1942 年在一场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壮烈牺牲，时年 18 岁。邢大娘比谁都明白有战斗就有牺牲的理儿，不用别人劝，她也能解开自己的心结，可是夜深人静，她一遍遍在梦里与儿子相见，又一次次在以泪洗面中醒来。那时候，她不再是那个面对敌人镇定自若的地下交通员，只是一个脆弱而悲伤的母亲……
“啪、啪、啪”，几声蛮横的枪响。
邢大娘激灵一下坐起身，她的第一个意识是 ：难道我们的同志又被敌人发现了？又是几声枪响，而且离她家更近了！她站起身，继续凝神谛听。忽然，自家屋后传来三下踹墙声，这是她跟自己人约好的暗号。她飞到门前，撤下门闩，三条人影挤了进来。她迅疾而悄然地重新闩上门，对三位同志急声说 ：“快到东边园子的地洞里去。”
三个人向院子东边的菜园跑去，轻车熟路，掀开一堆柴草，跳了下去。
这时大门被擂响了，邢大娘装作刚醒的样子，搭讪着问什么人，外边传来怒气冲冲的叱骂声，门扇被踹得咣咣当当响。邢大娘拉开门，呼隆隆进来十几个日伪军。
一个伪军头目高声骂道 ：“死婆子，磨蹭什么？快点灯！”
邢大娘说 ：“穷人家哪有灯油？”
伪军头目抡圆了巴掌掴到邢大娘脸上 ：“臭婆子嘴硬！有人跑到你家来了，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邢大娘嘴角流着血 ：“没有，三更半夜哪有个人毛儿。”
伪军头目“哼”了一声 ：“你等着！等会儿搜出八路，让你一块吃‘黑枣’！”
邢大娘说 ：“俺没见一个人影。”
“搜！”
敌人跑进各个房间翻箱倒柜，衣服被褥随手丢，锅碗瓢盆任意砸，忙活了好一阵子，一无所获。伪军头目看着邢大娘狞笑道 ：“我们明明看到八路朝这边跑了，难道他们能钻个地洞跑了？”
邢大娘一听“地洞”这个词吓出了一身白毛汗。
伪军头目命人把邢大娘捆起来，带到村南一个场院里，吊到一棵枣树上 ：“你不是嘴硬吗？叫你尝尝皮鞭的滋味，看看你这副老骨头能撑多久？给我打！狠狠地打！”皮鞭啪啪啪地落在邢大娘身上，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邢大娘穿的小白褂都被洇出的血染红了，她的目光透过夜色怒视着凶恶的敌人，一字不吐。
不知过了多久，她听见一个伪军说 ：“别打了，她是个老八路，弄到东边枪毙算了！”
此时，东方已是绛霞如血，日伪军似乎是一群怕见光的耗子，竟然扔下邢大娘仓皇逃回了据点——实则是怕八路军得到消息把他们包围了——邢大娘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见没动静了，乡亲们探头探脑地出来，跑到南场里，把邢大娘放下来。有人说送她回家，她强打着精神说 ：“不要紧，俺自己能回家。”她想的是赶快去看看那三位同志，可她实在没法走，只能等人们散了，爬着往回走，身上的伤口一阵阵火燎般的疼。看见有人走过来，她就坐起来，说声“没事”，人家走了，她继续爬。天
光大亮，她终于爬到了那个洞口前。洞口还是昨晚的样子，她的心踏实了，前后左右看看，拍着洞口喊声 ：“敌人走了，出来吧。”
柴草堆被移开了，三位同志钻出来，他们都被眼前的邢大娘惊呆了 ：晨曦里她浑身血迹斑斑，脸上也横着几道狰狞的血痕，但她的嘴角挂着心满意足的笑。三位同志抱住她呜呜哭起来，她抚摸着他们的肩头说 ：“别哭，有同志们在，就有报仇的时候。一会儿乡亲们可能来看俺，人多眼杂，你们快走吧！”
三位同志抹着眼泪离开了。
这个掩护了三位同志的地洞是邢大娘偷挖的，除此之外，她还在村外僻静的地方，利用晚上偷挖了一个地洞。这个地洞可是发挥了大作用，区里县里的领导在里面研究过工作，伤病员在里面养过病。邢大娘负责送饭送水，每次去都从不同的方向进去，生怕常走一处，踩出了小道，被人发现。
1944 年，邢大娘经人介绍，在塔上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晚年的口述里如此回忆 ：“在斗争环境的锻炼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有党存在，有党的武装力量存在，抗战就有希望。从此，我更加没黑没白地传递情报，舍生忘死地掩护同志……”
今天，邢大娘挖的两个地洞已经了无踪迹，连同她的许多生动的细节都湮灭于时光的隧道，可是她那两只小脚到底踩出了一条小道，这条小道盘盘绕绕、曲径通幽，通向了那片最为广阔、最为浩瀚的汪洋……
当常大娘还是那个名叫刘相会的乡下丫头时，她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天寒地冻时节，因家贫没有棉鞋穿，冻坏了右脚大脚趾，又没钱治，她抄起老娘做针线活的剪子，眼一闭，“嘎嘣”剪下了那个已经化脓的脚趾，手一抖，把它连同剪刀一起扔到院子里。那“哗唥”的落地声溅起一片白剌剌的阳光，她的眼睛在很长时间里似乎被一道白光搅耀着，涩涩的生疼，而这种疼又是无法言说的，所以她一直把它压在心底。以后的事实证明 ：缺少一根脚趾支撑的刘相会比许多同时代的妇女都走得稳当，当然那是刘相会变成常大娘以后的事情了。
刘相会成为老常家的儿媳妇时才 9 岁，准确说是做了乐陵县大常村常培仁的“童养媳”。做人家的“童养媳”怎么说也不算一件光彩事，而且这个常培仁还不是个“全欢人”，是个哑巴。他常培仁凭这条件还能找媳妇？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生存。刘相会家贫如洗，父母连把她养大的信心都没了，能给她寻个吃饭的主儿也不算亏待她了，至于以后怎么样，以后再说吧。
常培仁家祖上也曾阔过，宅第连片，良田无算，可是到了他爷爷这辈儿，家道突衰，只剩下三间半瓦房，几亩薄地。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常培仁父母知道儿子的条件不硬气，听说刘玉亭村有人想出闺女应“童养媳”，托人去过过目，回来说模样挺周正，个头稍矮点，不过吃上饭还能发身子，这门亲事喝着凉水就订了下来，刘相会跟着媒人头也不回地走向那个陌生的村庄。这段经历对任何一个女孩来说都是屈辱而痛苦的，到底变成常培仁的“准媳妇”的刘相会在暗夜里流过多少泪水，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了。好在婚后夫妻二人倒也琴瑟和谐 ：常培仁虽不能说话，但人忠厚、机灵，刘相会能说会道，吃苦能干，撑着这个家的场面——关键是两个人配合默契，刘相会一个眼神，常培仁能立马明白。风风雨雨，倒也过成了一大家人，膝下四男二女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看着他们渐渐
长大，刘相会心里像倒了蜜罐子，过去哪敢想混这么一家人啊！不知不觉间，那个倔强顽强又口角生风的刘相会成了两鬓花白的常大娘。
大常村离乐陵城 20 多里地，村子周围遍布枣林，每到仲秋枣子下时，家家户户在敞亮地支起枣铺，一片连一片，如红霞落地，似红涛翻涌。常大娘的身影越来越像栉风沐雨的枣树了，皱纹爬上额头，手指关节变粗，眼神也不像先前活泛了。要不是后来闹起了“鬼子”，常大娘将像中国旧时代的无数家庭妇女一样老死于灶间，籍籍无名于草莱。正像她手挥剪刀剪下腐烂脚趾的那一刻，她走向抗日的步子充满了毅然决然的味道——认准的事儿就要走下去。
常大娘的抗战热情不是凭空燃烧起来的。据她丈夫常培仁的本家常智春介绍，常大娘之所以走向革命，同一个人关系密切，这个人就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老中医常洪鳌。
常洪鳌是常培仁本家院里的叔叔，饱读诗书，精研岐黄，颇有家国意识和民族气节。日本人来了，头疼脑热找他诊治，他趁机劝其少做缺德事，虽收效甚微，总算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地下党也争取他，他坐诊时把自己的大棉褂挂在药橱上，人来人往，等穿袄时，一摸兜里一张纸条，捻开一看，说的全是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一来二去，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认识，先是成为共产党的宣传员，再成为地下工作者，后来大常村建立党支部，他是第一任支书。
常大娘没事就愿意到常洪鳌的中药铺子，听他讲讲那些自己不明白的理儿。在她心里常洪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知道那么多事，懂得那么多理儿，她有时禁不住好奇就问 ：“洪鳌叔，你知道的事得拉好几大车，你这是从哪儿知道的？”
常洪鳌捻髯笑道 ：“天下的道理都在书上明明白白记着。”
常大娘脸一红 ：“俺偷翻过你的书本，那些字乌乌压压，伸胳膊蹬腿，看得俺头昏眼花。”
常洪鳌哈哈大笑 ：“我见过年轻人从北京、天津带回来的报纸，上面说人家欧洲国家的女子早就和男子一样上学读书识字了，咱们乡下开化慢，到现在还觉得女娃子上学有伤风化哩。”
常大娘问 ：“洪鳌叔，听说鬼子打到南京了，那可是朱元璋坐金銮殿的地方，是不是咱们国家真不行了？”
常洪鳌合上面前的《伤寒论》，稍作思索，说 ：“亡不亡国关键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怎么样。如果中国人都当缩头乌龟，怕掉脑袋，那这个国家准得败了 ；要是中国人都拿起枪，跟鬼子拼命，咱们十条命换他一条命，也能灭了他们的国。”
常大娘“哦”了一声 ：“可是，听说国军见了鬼子比兔子跑得还快，这仗怎么打啊？”
常洪鳌说 ：“培仁家里的，你不用担心，我听说前不久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开进了乐陵城，准备在冀鲁边跟小鬼子摆摆场面呢。”
常大娘一拍手 ：“那敢情好了！啥时候咱也见见共产党长啥样子！”
常洪鳌说 ：“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的总名称，他们专门为穷苦人着想，过去斗地主、打老财，现在专门打鬼子。”
常大娘眉头舒展 ：“要是有机会，俺倒想也跟着共产党打鬼子去！把这些王八犊子赶回他们老家去！”
常洪鳌拊掌而笑 ：“我倒没看出培仁家里的还是个女中丈夫！”此后，常洪鳌有意识地给常大娘讲些共产党抗日的故事，常大
娘由衷敬佩，便有了接近共产党的意思。常大娘家很快成了闻名冀鲁边三分区、靖远县响当当的堡垒户。同志们一说“老槐树底下”，
就是代指常大娘家，遇到紧急情况到“老槐树底下”成了共识，而实际情况是常大娘家并没有槐树，真正保护他们的是常大娘那颗无私无畏的心。在北方，人们对“老槐树”有种近乎崇拜的感情，因为许多人家的祖上迁自山西省洪洞县，“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大槐树”演化成了一种乡愁的象征，代表着情感的依靠和归宿。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把常大娘家叫作“老槐树底下”，饱含对常大娘的敬仰和信任。那时候，日伪军“一个月扫荡二十九回，还碰上个‘小尽’（指阴历小月）”，队伍被敌人冲散是家常便饭，大家首先想到的集合地点就是“老槐树底下”。同志们风尘仆仆而来，常大娘热水热饭招待，一拨接一拨，最多的时候她家一天做了 17 顿饭。吃饭时，她总是悄悄地把重要首长安排在从门窗向屋内射击的死角。
1942 年冬的一天，常大娘正在打扫天井，忽听巷子里一阵咚咚的跑步声，她本能地拉开院门，两个陌生人满脸焦急地在她面前风一般刮过，很快又旋回来——巷子是个死胡同。常大娘立即断定这两个人是自己的同志，就打手势让他们快进门。两个人来不及说话，闪身而入，常大娘回身闩上门，带着他们走进北屋。常培仁早从屋里瞭到了院子里的情况，他也真是机敏，从常大娘和两个人的神色上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三人入屋，他立刻掀起土炕上的席子，撤掉几块炕砖，露出一个黑洞洞的洞口，冲两人呜呜啦啦地一比画。
这两个人会意后，“噌”地跳上炕，身子一纵，消失在黑洞洞的洞口。
常培仁伸手从房梁上挂的篮子里摸出两个窝头，往洞口里一送，然后盖好炕砖，还原了炕席。常大娘爬上炕，将被褥规整好，捋捋鬓发，拿起笤帚，扑扑身上的尘土。
这时，村子里响起了零星的枪声、踢踏的脚步声、敌人的喊叫声、狗叫鸡叫声和砸门踹门声。
“咣当！咣当！”常大娘家的院门在响，她疾步去开门，没等走到，就被这些家伙踹断了门闩，“咣啷”一声大门开了。
“他娘的！快把八路交出来！”一个呲着“老虎牙”的伪军拧着眉毛瞪着眼冲她吼道。
“老太婆，八路的藏你家了，不说，死啦死啦！”一个日军小头目也帮腔作势地说，腰间的指挥刀抽出了半截儿，明晃晃地亮向她。
常大娘也不是没见过阵势的人，但装作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地说 ：“太君，什么八路九路的，俺一个乡下老婆子听着就迷糊，真是头一遭听说哩。”
“老虎牙”一脚踢翻一把椅子 ：“妈拉个巴子！花言巧语蒙骗谁，爷爷也不是纸扎的，说！为什么大白天关门闭户的？不是私藏八路是干什么？”
常大娘像害了牙疼般“哎哟喂”地叫起来 ：“大兄弟，你这话说的！俺一个庄户人家，听见外头又是枪响又是狗叫的，关个门不正常吗？要是有十道门，俺绝不敢只关九道。这年头啊……”
“老虎牙”喷着唾沫星子 ：“嘴皮子倒麻溜！我就问你一句话，见到八路没有？”
常大娘说 ：“没有。”
日军小头目看见了炕角站着的常培仁 ：“你的，男人家的，说话说话。”
常大娘接过话音说 ：“哎哟！太君啊，他是俺丈夫，打娘胎里出来就没说过一句话，你要是能叫他说话，俺做梦都得笑出声哩。”
常培仁应声呜呜啦啦起来，他打的手势流畅而华丽，可惜谁也看不懂。日军、伪军没咒儿念了，气得犟鼻子翻眼，“搜！”这些家伙都是搜查的行家里手，翻箱倒柜，摔碗砸锅，敲桌子打板凳，弄得遍地狼藉，却狗咬尿泡——空喜欢。“老虎牙”气急败坏，把一腔怨毒气撒到了常大娘身上，抬脚狠狠踢在她的腰上。常大娘“哎哟”一声倒在地上，扶着腰，脸蜡黄，眉紧皱，目怒视。日军小头目将军刀插回鞘，气哼哼转身而去，腿子们尾随其后。
常培仁伸手扶起常大娘，指指她的腰，神色甚为关切，常大娘冲他笑笑说 ：“不碍事，就当被驴踢了一脚。”常培仁把她扶到炕沿坐下，自己跑到院子里，“吱呦”对上大门，找根木棍临时当门闩横上，又返回屋里。常大娘也喘匀和了气，指挥着常培仁将炕洞打开，让两位同志出来透透气。
从炕洞里先冒出一颗圆溜溜的小脑袋，眼珠叽里咕噜转动着，嘴角挑着调皮的笑，望着常大娘夫妇热热地叫了声“大娘大爷”，接着冒出来一张中年人的面孔，平头、浓眉、高鼻梁、大嘴岔，也叫了声“大娘大爷”。经介绍，常大娘才知道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冀鲁边军区民运科科长于志洪，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小周。他们到乐陵检查工作，在朱集镇附近一个关卡前遇到敌人的盘查，伪军士兵搜走了他们事先备好的“准备票”，开卡放行。他们稳稳地往前走，丝毫没露出欣喜的样子，可是刚走出十多米，就听身后的伪军喊道 ：“啊，八路！来人哪，八路溜啦——”于志洪和小周一惊，甩开大步飞奔，纵身跳进了路边的庄稼地，接着身后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枪声，日伪军紧追不舍。朱集镇这一带是敌人严密布控的区域，岗楼、据点、关卡几里一个，扯扯腮帮子耳朵动，敌人很容易互动。于志洪看到不远处有个村子，带着小周直奔过去，误打误撞，竟到了常大娘门上。
于志洪握住常大娘的手说 ：“常大娘，我可没少听同志们提起您，有的战士张嘴直接叫您干娘。我们在地洞里都听到了，您为保护我们遭罪了。”
常大娘拍拍腰说 ：“别担心俺，俺这里都叫鬼子和二鬼子踢出茧子了。”
小周调皮地眨巴着眼 ：“大娘大爷太了不起了！我刚才在地洞里闲着没事，转转吧，一转才知道这个地洞好大啊！地道有三条，连环的，洞口好几个，光我看到的，一个在东屋的墙壁上，一个在羊圈里，一个在白菜窖里，一个在厕所里，一个在牲口食槽下面，最大的一条地道起码能待 100 多人！”
于志洪说 ：“真是别有洞天啊！你和大爷没少费力吧？”
常大娘说 ：“这事说来话长了，俺先给你俩弄点饭垫巴垫巴。”小周抢着说 ：“不饿了，我们一人吃一个窝头了。”
常大娘笑笑 ：“这会儿敌人还在转悠，你们也不能走，就在这里安心吃顿饭，住一晚再走。”
于志洪点点头。
过一会儿，常培仁端进两碗粥、一盘窝头，放在炕桌上，望着两个人，用手比画了个“八”字，竖起大拇指，又用手比画了个矮个子的手势，朝地上吐口唾沫，跺了两脚。他们都明白了大爷的意思，压抑着声音笑起来。常大娘也抿嘴笑了。常培仁被笑得有些不好意思，摸着头顶也笑了。
这一夜，于志洪和小周睡得很踏实，尽管周边敌人的据点、岗楼环伺，然而有了常大娘这道防护墙，他们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第二天一早，两人一睁眼，看到常大娘正在准备早饭，眼圈发红，面有倦色，而常培仁还在院中一棵枣树上向外张望呢，头发被露水打得湿漉漉。两个人的眼圈湿润了，拿着窝头，哽咽难下。
常大娘家的这些地道挖于 1938 年秋，除上级派人协助挖了一个开会用的大洞外，其余的工程全由常大娘一家完成。在今天的乐陵市档案馆里，收藏着一张手绘的常大娘家地道示意图，上面标记有“地委开会处”“县委书记工作处”“区委书记工作处”“可容纳党政军 120 多人的地道”“粮食衣物存放处”“枪支弹药存放处”“文件存放处”等独立单元，各单元之间由地道沟通，常大娘家住在村头，墙外就是一大一小两个水湾，一条通往院外的备用通道就开口在湾边，经此直达一条交通沟，即便敌人围住了院子，我工作人员仍能由此脱身，可谓万无一失。不难看出，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而且这个活只能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干，不能有任何闪失，一旦走漏风声，也就前功尽弃。
夜深人静，整个村子漆黑一片，见不到一点光。而在常大娘家的地下，却有一盏油灯放出微弱的光亮，努力撑开一道光弧，光影里两三个人挥锹铲土，一会儿一筐满了，一个人伸手摇摇垂下来的绳子，土筐随即上升，一会儿又送下来一个空筐，继续铲土。在洞里挖土的是常树芬和妹妹常秀文，提土的是常培仁和常大娘，他们最小的儿子常树春像一只小猴子上蹿下跳，在村里东游西逛，看似玩耍，实际上是放哨。常大娘负责总调度，该往哪个方向挖了，该挖多大了，怎么布局了，全由她掌握着。挖上来的鲜土必须谨慎处理，他们趁着夜色把土运到村外的湾边和道沟旁，因为各村民兵的破路队经常在夜间出动破路挖沟，日伪军又经常逼迫群众填沟挖壕，一些地方出现鲜土不足为奇，所以没人会联想到挖地道上来。
干了两个多月，常大娘家的地道竣工了。这些地道成了冀鲁边三分区军政机关、靖远县委、县政府以及靖远县二区抗日军政人员的经常性联络点和会合处。
这天，靖远县二区区委书记张汝会派人给常大娘送来一个特殊病号——八区干事袁宝贵。那时候，因为时时处于被敌人追捕的危险，抗日军政人员居无定所，白天在这个村庄，晚上又转移到另外的村庄，有时一夜连续转移几个村庄，所以很难得到充分的休息 ；同时，他们要带领群众破路挖沟，在潮湿的泥地和地洞中宿营，许多人长了疥疮，全身溃烂、瘙痒、疼痛。袁宝贵就属于这种情况，比一般的疥疮严重得多，腿走不了路，手拿不住碗筷，连蹲茅坑都痛苦不堪，这种情况是没法坚持工作了。
常大娘对袁宝贵说 ：“孩子，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心里别装事，好得快。”
袁宝贵说 ：“这种脏病传染的。”
常大娘说 ：“别担心，不是什么大病，等会儿俺到常大夫药铺里给你抓药，保准很快就好。”
袁宝贵艰涩地一笑 ：“我担心传上别人，那不是造孽了吗？”常大娘脸色一沉说 ：“你这是怕大娘嫌弃你啊！傻孩子，天底下哪有当娘的嫌弃自己孩子啊！”
袁宝贵一听这话，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叫了声“大娘”。
常大娘在最宽敞的地洞里安了张床铺，备上清水、干粮，袁宝贵平时在地上活动，一有情况就转到地下。
常大娘颠到常洪鳌的药铺把病情一说，常洪鳌从容地开了方、抓了药，嘱咐了用法，交给常大娘。常大娘回来，让袁宝贵脱干净衣服，给他抹药，袁宝贵忸怩一番，常大娘责怪道 ：“你是革命干部，这点事都不干脆，以后怎么处理大事情？”袁宝贵赤着身子，常大娘用药水细致地给他擦全身。溃烂的皮肤一阵阵生出难闻的腥臭味，常大娘平静如常地擦抹着，嘴里唠叨着 ：“你们这些孩子，真了不起，
遭了这么大的罪，叫当爹娘的知道了，哪个不揪得心尖慌？……”袁宝贵手指烂得没法拿筷子，常大娘就一勺一勺地喂他，开始时，吃着吃着，袁宝贵就没来由地抽泣起来，常大娘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起小时候生病时娘给他喂饭的情景了。常大娘笑着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俺的亲骨肉，俺做梦还净梦见你们呢！袁宝贵行动不便，解了手，还想自己出去倒，常大娘一顿数落，老实了。她端屎端尿，从没皱过一次眉，袁宝贵看着她颠着小脚走出去的背影，轻声叫了声“娘”。
最难熬的是夜间。这种病症一到夜里就加剧，痛痒难耐，坐卧不安，难受得袁宝贵直想拿手去抓挠，陪在旁边的常大娘死死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动。袁宝贵像被烫到似的，往回抽手，常大娘狠狠摁住。他说 ：“大娘，我听话不动了，你快拿开手吧！”常大娘慢慢挪开手，袁宝贵紧咬着嘴唇，留下一排深深的齿痕。常大娘说 ：“你等着，大娘给你烧水洗洗。”热水来了，常大娘拿条毛巾蘸水给他擦拭身子，一忙就是大半宿。
袁宝贵的病痊愈了，临走前攥住常大娘的手亲亲地叫了声“娘”。
常大娘把他送到村头，他走出好远回头张望，见常大娘站在小北风里的身子一点点缩小了，他抹了一把泪水，可这泪水就是不听话地流啊流，那就让它索性流个痛快吧！让这一颗颗泪珠砸在冰封的大平原上，让这皇天后土听听它的倾诉，让这草木记住它那颗感恩的心……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经常大娘保护的同志，她叫得上名字的有 60 多个。据常智春说，有一年常大娘去北京，排着队请她的高级干部几十个，整整请了一个多月。童年时，他亲眼见到一位地委书记坐着吉普车来看望常大娘，一下车就叫“娘”，那个亲切劲儿啊！常大娘说你喜欢吃棒子面饼子，临走带上点。那位地委书记真跟到了自己家一样，又是扫地，又是提水，常大娘烧火做饭，他就蹲在一边唠家常。
萧华率挺进纵队转战冀鲁边区时，多次到常大娘家召开秘密会议，与这家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5 年 12 月 16 日，萧华将军重返乐陵，原计划去大常村看望乡亲并给常大娘扫墓，却因事未能成行，匆忙中只给常家后人抄录了一首诗留作纪念，目前这首诗还能在有关文献中找到。
常大娘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 ：“这些年敌人没在俺家搜出一个同志来。”
从 1943 年下半年起，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一样，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943 年 7 月，二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指挥区主力部队和济阳县大队在济阳县坡崔设伏，歼灭了日军从天津调来的齐燮元伪治安团 1300 人，毙敌 300 多人，俘虏900 多人，缴获武器装备若干大宗 ；8 月，沧县县大队采取“掏虎心”的方式智取七里淀据点，一枪未发将其拔掉 ；11 月，南皮县大队在东光县源流寺东洼设伏，打垮了刘青夫据点的日伪“扫荡”队，俘虏 40 多人。
不少迹象表明，日军已走向穷途末路 ：日军“扫荡”队中出了说朝鲜话、中国话的“假鬼子”，兵力明显不足 ；日军用来威慑我军的机枪竟然是木制的“假机枪”；有日军士兵通过关系向我军兜售子弹，也有夜间逃出据点向我军投诚的 ；被我军打死的日军士兵身上所谓的“黄呢子军装”实则粗如麻袋 ；日军汽车缺少燃油，有的在尾部装上一个烧木炭的大铁桶……
《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一书对 1943 年的敌后根据地给出了“复苏”的概括 ：“这一年里，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 150 多次。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抗击住了日军的‘扫荡’和‘蚕食’，度过了严重困难的时期，迎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发展的局面。敌后武装主动深入日军后方，打击日军，开辟新区，收复了大片国土。经过半年多的战斗，抗日队伍将沦陷区及接近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日伪军据点攻克或逼退，日伪军被压迫到主要据点、城镇和交通线附近。”
这时，在冀鲁边区根据地流行着一支歌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战士们一唱起来特别提气，多年后那激昂的旋律还在脑海间回荡 ：
您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您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您就是核心，您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您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您走，人类一定解放。
苦苦鏖战的最黑暗的日子露出了曙光，无数牺牲换来的和平已经跟随着旭日做好了跃出地平线的准备，但就在这黎明到来的前夕，冀鲁边区根据地却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共中央高层、关涉边区命运走向的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