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彦花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基础教育行业变化极大。而最直观的变化，当属校舍的变迁。而我，见证了它30多年的飞速发展。

35年前，刚满1周岁的我被母亲揽在怀里，奶奶和爸爸站在旁边指点着：“抓账本、抓银元……”而我却直直地向着钢笔伸出手，胖胖的小手握住钢笔，兴奋地咯咯直笑。父亲心疼地说：“村里连所学校都没有，你这小家伙将来想上学得跑到脚掌发肿。 ”母亲却乐观地憧憬：“那可不一定，说不准，将来咱家门口就盖学校呢。 ”

28年前，我步入小学，果然如爸爸所料，我每天要跟着小伙伴儿们步行3里多路，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上学。学校在许多年前是一座庙，后来改成了学堂,爸妈上小学也是在那里就读的。

土墙、土地、土院子，那所土庙改成的小学是我步入知识殿堂的起源，可是也留给我许多苦涩回忆。冬天，教室里没有炉子，老师从家里带几块煤球，点燃了，架在两块砖上烧。穿着“妈妈牌”的厚厚棉衣，手还冻得生了疮，来年春天暖风一吹，手背痒啊，一不留神，就抓得鲜血淋淋。记忆里，夏天的雨真多，小路上的红土一粘雨水就变成了泥，每走一步都要比平时多用3倍力气。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双新布鞋，鞋子大了点，放学路上，走两步就被红泥粘掉一次，最后我不得不拎着鞋子赤脚回家。

二年级的时候，我转了学，跟爸爸妈妈搬家到了镇上。镇上的学校真好，虽然是旧的，却是红砖瓦房。最让人高兴的，是实现了母亲当年乐观的小心愿——学校大门正对我们家属院的大门，从出屋门到进教室门，连2分钟都用不了。学校有6个教室和几间办公室，老师们下了课都去办公室里坐着聊天、喝水。而老家教我的赵老师，下了课却只能跟我们在教室里或去教室外的杏林里玩，我常常想，如果赵老师也有办公室，他该多高兴啊。

童年的快乐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像被一双大手快速推动着一般，我升初中了。初中的学校离家近2公里路，但幸好，通往学校的路是一条沙石路，下雨只是溅一些水，不会再有弄得满腿都是泥巴的苦恼了。每天我骑着爸爸的大自行车，十几分钟就能到校。

中学的校园比小学大了好几倍，仅初一年级就有七八个班。我们上初一那年，学校分配来十几个年轻的大学生老师，他们懂得的真多，讲课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下课后，我们围着老师久久不肯离去。

16年前，我考进中专，和爸爸背着行囊走进学校的时候，我简直想欢呼：这里的教室竟然是楼房！第一次坐在二楼教室，看着窗外的操场、小花园、远处的宿舍楼，我竟然被自己内心的情愫激动得泪满双眸。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思？是乡下小土妞儿第一次到城里的感觉？是想起老家的老师们？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毕业时，我放弃进城里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到镇上，在我就读过的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而后6年里，我倾尽心力培育我的学生，在课余时间，我给孩子们讲我去过的城市、看过的风景，告诉他们，向外走，向高处去。

后来，我离开了校园，经历了打工、创业。 2010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舍就是我的家，通过一根网线就能实现视频学习、跟老师互动，两年半后，我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又继续进修了本科学历。工作之余，我还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散文，出了两本书，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再后来，我考入梦寐以求的报社做了一名记者。

去年夏天，我随同事到我最初就读的小学采访。只见当初的小土庙和门外的杏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和宽敞的操场。看校舍，话变迁，一路走来，我是教育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望着操场上无忧无虑的学生们，我在心里默念：奔跑吧，向着明亮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