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赐
曾祖父去世也有四年了罢,他那遥远的眼神,我一直无法忘怀。
他是在玉米成熟的季节倒下的,伴随着收割机嗡嗡的声音,与玉米秆一起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我出生的时候,他已80多岁了,记忆中的他,只有两个字:烟酒。他出生在民国,动荡的大陆,一场场革命,一场场战斗,抗日、解放。他肯定有过无数的艰辛,但他从来不说是怎样活下来的,也没说过他的父母。记忆中,他只常说有个二哥:一个抗战烈士。他总是一边抽着最烂的烟,一边喝着最辣的酒,一边说着他的二哥。儿时的我,并不太喜欢他。在我的心目中,他只是一个老头子。
长大后,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祖父不经意告诉我:曾祖父有五个孩子,曾祖母去世得早,饥荒的年代,他独自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去东北逃荒。是不是打着赤脚,破衣烂衫?我无法想象,更无法从他的嘴中得知。可他还是喝酒、抽烟——一个乡下的老头子。
记事起,他就坐在那把老椅子上,看着外面的天、外面的树。除了必需之外,他几乎不动,坐着吞云吐雾。我那时还小,坐在床上玩玩具,他给我说着他二哥。我在他的床上撒了一泡尿,他抽出手做出要打我的样子,一会儿又放下了。
那年十月放假,回了老家,看着躺在床上打着点滴的他,呼吸沉重深长,好像没有了气息。我抚摸着他那冰凉的手,因浮肿而变得柔软,一股寒气。父亲回来了,大爷回来了,连三岁的堂弟也回来了。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土房里,给他过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奇迹般坐了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但都为他高兴地贺着97岁生日。
吃了最后一块蛋糕,喝了最后一点白酒,抽了第一根也是最后一根50元一盒的烟,看了我们一眼,也许不认识了,不记得了。可看得出他在努力地想,一脸的皱纹都舒展开,干冷的手颤抖着,一个个地叫出我们的名字,小弟弟的名字也叫了出来。他干枯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看着满堂的子孙,忽又心满意足地躺在了床上,射出的目光,是那样深远——那遥远的以前,那坎坷的人生,对世界的留恋。
第二天,他走了。
在一群成年人的假哭声中,我号哭不止:曾祖父,再给我讲讲你二哥的故事。
(作者是初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