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这两句赞颂毛主席的诗（词），我一直以为是郭沫若先生的“版权”。近日看到有关资料，原来是出自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之手。读了高亨教授的全篇词作，联想到高亨教授的易学专家身份，感触良多。高亨先生这首词的“完整版”如下：

水调歌头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高亨，1900年生，吉林人，我国著名的易学大师。我之所以对高亨感兴趣，一是因为他的易学家身份，我见到的第一本《周易》就是高亨先生所著的《周易大传今注》；二是见到这本书时我正在云南当兵，得知高先生是山东大学教授，我作为山东人，并且家乡距山大所在地济南只有咫尺之遥，自然有亲切之感；三是当时我正在考虑把研究《周易》作为第三业余爱好（第一业余爱好是文学，第二是书法）。虽然我后来研究《周易》并没有“师从”高先生（我“师从”的是吉林大学的金景芳教授和他的助手吕绍刚先生），但我通过初步读《易》就得知高亨先生在易学界的地位很是不一般。

据有关资料，高亨先生填的《水调歌头》一词，1964年初发表在山东大学的著名刊物《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上。高亨先生这一词作之所以填于此时，一是因为1963年10月至11月，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在接见与会人员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主席作逐一了介绍。介绍到高亨先生时，周扬说：“这是山东大学的高亨教授。 ”主席握着高亨的手说：“久仰大名，你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书，我看过，多有新见。 ”接见后，周扬对高亨说：“毛主席爱看你的书，回去后选几本，我转交给毛主席。 ”回到济南后，高亨遵照周扬的嘱咐，把自己写的《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周易杂论》等6本书一同寄往中宣部，由周扬转呈毛主席，并附一信。二是1964年一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在组织学习讨论时，高亨在会上朗诵了自他写的歌颂毛主席及其诗词的《水调歌头》一词。这乎词就刊登在山大刊物《文史哲》第一期上。因为大家普遍反映这首词写得好，高亨又写信给毛主席并附上他写的《水调歌头》。两个月后高亨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称“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后来，“文革”开始，高亨也受到批判并参加体力劳动。经毛主席干涉，把高亨调到北京中华书局，使他得到保护。

我感兴趣的不是高亨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段相识和书信往来，而是他作为一个易学专家填写的《水调歌头》一词。词中虽然没有多少艰深的用典，但也充盈着一个学者少有的磅礴之气。开头两句就出手不凡：“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这是称赞毛主席熟稔中国历史和有军事战略家的胸襟。当时，赞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虽然没有文革时期那样泛滥，但也已经相当多，但是对毛泽东熟悉的中国历史和军事指挥艺术，还没有如此高品质的文学表达。这两句词，后来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手笔，我则误认为是出自郭沫若之手。为什么认为是出自郭氏呢？一是因为郭是著名诗人，与毛主席在诗词方面多有唱和；二是因为读过一篇题目为《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文章，说是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撤出延安之后，身边只有很少部队，但在不断转移陕北中，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取得一个个重大胜利的历史，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当看到“胸中百万兵”一句时，就判定这词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写，而是另有其人。但是，这开头两句号，确确实实有先声夺人之艺术感染力。清人李渔说：大凡诗词戏文，“开卷当以奇句夺目”。（李渔：《闲情偶寄》）高亨先生《水调歌头》的开头两句，就是这种夺目的“奇句”，一下子就让人记住了。

在《水调歌头》一词中，上阙是赞颂毛泽东其人，下阙则是称颂他的诗词。“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 ”这是实写。熟知毛主席诗词的人都了解，毛主席写的如高亨先生说的这三方面的诗词随便就能举出其代表作：“抒慷慨”——《沁园春·雪》；“写鏖战”——《西江月·井冈山》；“记长征”——《七律·长征》。这说明高亨先生对主席诗词是热爱有加、非常熟悉的。在词的下阙，高亨先生把中国古代诗人与毛泽东好有一比。他提到了四个代表人物，李杜，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辛，宋代豪放派大词人苏轼、辛弃疾，他们的诗词佳作，与毛主席的诗词比起来，也没有毛主席的“奇雄”。最后，高亨先生表达了填词时的心情：“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种发自内心的赞颂，使人感到非常自然。

我作为一个易学爱好者，面对《周易》文本时，经常想到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作为文史大家和哲学家，他对《周易》这本书是怎么看的？透过他和高亨先生的相识和书信，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百分之百读过《周易》。可是，从现有的文献看，他竟然没有明确提到过《周易》，这是一个谜。《周易》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典籍，被称为“群经之首”，它是儒家哲学的源头，也是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源头。作为中国现当代哲学大家的毛泽东，怎么可能不从《周易》汲取哲学营养？再说高亨教授治《易》的思路与众不同：许多人都把《周易》的经、传部结合起来研究（笔者也是把经、传结合起来学习研究的），而高亨先生则是把经、传分开来研究的。毛主席对此是怎么看的，目前尚无任何信息透露出来。作为一个《周易》“铁杆粉丝”，我希望能读到这方面的信息。

高亨教授于1986年逝世于北京，享年86岁。虽然晚年他是在北京度过的，但他的易学大师的身份是在山东大学奠定的，所以人们一说起高先生，首先记起他是山东大学教授；而山东大学也因高亨先生在此执教十余年奠定了当代易学研究的坚实基础，迄今仍是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高地。

光阴荏苒，一切都成为了历史。当我谈及高亨先生与开国领袖那一段佳话时，因我学易，我会首先想到高先生是易学大师；又因我爱文学，接着我会记起那两句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我想，在文学史上，多少诗人想留下一两句诗就十分不容易，而高亨先生作为治易的大学者，而并非诗人，却不意间却留下了两句诗（词）让人记住，不由得使人深长思之。

【附记：2018年12月2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纪念日，特整理此文，以表微意。】□ 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