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慧
　　唯一为他做过的事是倒了两杯水。如果这也算的话。
　　第一次见他似乎是在2011年。那天下午，弟弟容铮打电话说，诗人梁小斌老师来德州了，艳国老师叫他过去。我说，就是那位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么？我也想去，行不行？弟弟说他问问。一会儿弟弟回电话说行，让我打印两篇文章带上。
　　高老师的夫人也过来了。高老师对夫人指着我跟弟弟说：“姐弟俩，都很有才华，打工，写文章，不容易。”嫂子笑着点点头。
　　那时候我刚开始发表文章，弟弟的第一本书《青春》刚印出来。高老师在他外甥、我同事小苏那里看到了弟弟的书，开始关注他。此后，他“不分场合”地提起、推介我们姐弟俩。那一期的《青年文学》“文学地理·德州”栏目，我和弟弟跟德州的作家们一起亮相。那一期的《第三岸》，我跟弟弟在“双桅船”栏目被重点推出。
　　不求回报地帮助人，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耗费心力的习惯。在我，和像我一样的底层写作者，是命运的转折。
　　第二次是2012年在太原，他看着我新发表的文章，说：“这两年你进步很大。”我跟他开玩笑：“真的吗？我可当真了啊。”我一直自卑，老是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尤其跟弟弟比，觉着自己写的什么都不是。
　　第三次见面时，我在山西《名家名作》杂志社任职。当初创刊，需邀请文学顾问。我给高老师打电话，请他帮忙。他邀请了包括张炜、萧立军等在内的几位重量级顾问。高老师知道我们刚创刊，约稿压力大，给我们出主意，直接去鲁迅文学院约稿，他是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班长，可以组织。那一回，我们聘请了多位“特约作家”，现场为大家颁发了聘书。高老师也被我们聘为编委。
　　第四次见面，是2016年从山西回到济南，去《山东文学》编辑部看他。回山东以前，弟弟说过高老师病了，做了手术，瘦得厉害。我对“厉害”的程度有了一个预期，见面还是愣了。
　　他讲笑话给我们听。说采风活动上，有位作家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四下里张望：咦？艳国没来么？我笑一下，迅速低下头，面前的报纸字迹模糊起来。
　　他拿着电水壶，放在进门左侧的插座上烧水。电水壶是常见的1.2升的，我看见他的手在抖。水开了，我端起来，走到办公桌前。他指着一个搪瓷缸说，倒这里边吧，你自己涮个杯子。我说我不渴。倒了多半缸子，他从包里拿出一袋中药，烫在里边。
　　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都是人，有稿费需要签字，有稿件需要终审……我坐在沙发上，看他一件一件处理。间或说两句话。来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最后三次见他都是在文学活动中。其中第六次，是前年10月，在一次活动中。作为组织者的他坐在靠近后门的地方，中途休息时，他叫我：慧慧，给我倒杯水吧。我倒一杯端给他，他把水倒在面前的大杯子里，把袋装中药烫进去。
　　我爸有高老师的微信。有一天他说：怎么高老师老长时间不发朋友圈了？我赶紧翻看，有半月了。问弟弟，弟弟说情况不好。
　　5月30日，他鲁院的同学在微信上问我知不知道近况，我说我问问弟弟。一边走出办公室。电话接通，我还没说话，那头传来哭声。长大以后我还没见弟弟哭过。弟弟说高老师情况很不好。我们决定第二天去看他。
　　早晨五点往德州赶，刚过了禹城，收到消息，他凌晨四点钟去世了。
　　弟弟说：“要坚强。高老师不在了，更需要我们把他没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首先是自己加倍努力，写出好东西，再就是多帮助有希望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