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印

“掏大粪的料！”“让你掏茅子去！”“一滩牛粪排子！”“扯一辈子老牛尾巴！”……早年，娘恨铁不成钢，骂我时经常是这几句。

骂我时妒“粪”如仇，可生活中，她却视粪如金。为了捡粪，一个粪筐，筐不离肩，肩不离筐。每天天刚放亮，她就满村转悠拾粪。不管地里是啥活，出门必背粪筐。在农村，这身“行头”是老爷们儿的事，可娘背粪筐，像是在宣告：俺就是顶家过日子的主人！

生产队的活计，有时不能背筐，娘拾粪的家什儿也只好就地取材：一是柴草，二是草帽，三是布衫。在路上碰见一滩粪，娘会拔一些青草或折一些树杈、棒秸之类，划拉一些干土和起来带走。牛在干活时拉粪，娘会一手掀起牛尾巴，一手托着草帽儿接粪。

我还亲眼见过几次，在大道上看见牛粪，娘实在找不到东西了，就扒下布衫子，用手捧到大襟里，兜着到家或直接上到地里。每每这时，旁边的人，有的啧啧称赞，有的不屑一看，有的鄙视挖苦，而在我眼里，娘是那么的伟岸，那么的圣洁。

农民的庄稼地，就是靠农家的“泔水泥窝子、羊尿猪蹄子、柴草树叶子、瓜皮菜帮子”养肥的，那才是真正的农家肥、有机肥。积肥拾粪，是老百姓的本分。于是，我让会编筐的王克训爷爷，给我编了一个短筐系的粪筐，让铁匠打了一个小一点的粪叉子，安上一个短把，也学着娘的模样拾起粪来。

我一开始就比娘拾的多。因为我们小孩顽皮，藏迷糊满村窜，知道猪狗羊鸡，还有那些“懒汉二流子”都常上哪儿去“方便”。这一来，平时觉得粪臭不可闻，拾粪时又怕踏破铁鞋无觅处，事实是，得来真得费功夫！

那时，农村小伙说媳妇，女家打听门风，不问有多少钱，先看谁家粪堆高。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记得12岁那年，在自留地里的一个旧坟坑上种了几棵水萝卜，给予“特供”待遇，水肥可劲儿地上。秋后，大的竟长到6公斤多。我像战士扛炮弹一样，扛着大萝卜坐火车去济南给爸爸报喜。爸爸把同事们召集起来谝，把我夸上天了，还请了客。

1958年，学校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让我当养鸡场场长，派了两位比我大的女同学当饲养员。其中一位人高马大，头上长满秃疮，我们给人家起外号叫“秃银碗”，失口时叫了一回，挨了她好一顿揍，再也不敢叫了。她倒过来当了我的场长，她们喂鸡、拾蛋，我只好乖乖地倒鸡粪、晒鸡粪，浑身臭不可闻，同学都不愿跟我玩。

6年级时，有个邻居哥哥叫王长喜，长得傻大黑粗，不爱学习光吊猴，被派到养猪场，脏活累活全让他干，他一肚子怨气没处撒，便把养猪场的牌子挂到教导处门上。起初，我也是“嫌疑犯”，“破案”后，我“解除隔离审查”，长喜哥在院子里罚站，头顶烈日一整天。从那，我们老实了好多天。后来，闹鸡瘟，鸡死光了，养猪场也散了。俺哥俩弹冠相庆。

1960年至1962年，生活艰难。那时村民无心种地，粪也不稀罕了，学校的厕所经常爆满，我和娘商量好，担起挖厕所的义务，既能攒肥，又当帮工。直到1963年，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我挖厕所的行动被作为“好人好事”给予正面表扬。从此，家乡红庙小学的学雷锋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娘骂我的掏茅子，成了我实至名归的光荣行动。高小毕业时的操行评语中就多了一条：该同学是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不嫌臭，不怕脏，长期义务挖学校的厕所。

1966年，毕业生“上山下乡”，我便回老家红庙，重操旧业，拾粪积肥。我自己动手，在院子西南角砌了猪圈，一为卖钱，二为攒粪。我的学长、郑家庙村的郑世杰，曾和我同在平原一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回到了老家郑家庙。他独辟蹊径，从农村跑到县城专事“拾粪大业”，并常驻城里北街大队，一时间成为县城的一道“风景线”。1968年还在拾粪的他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我曾心中不平：都是“庙里的和尚”（两个村名都有“庙”字），我拾粪“蹲”在了家里“扯老牛尾巴”，他拾粪升上清华念大学。一样的农村孩子，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苍生天天两件事：吃喝、拉撒。脏臭我一个，香甜千万家，掏茅子，不也是在行善积德吗？我不是时传祥，但时传祥在我心中，而刻骨铭心的，是娘那双捧粪的手！

想到此处，我突然忆起了毛主席的一首诗《忆重庆谈判》：“有田有地皆为主……延安无屎不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