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抗战,冀鲁边区无数父母亲把自己的儿女、无数妻子把自己的丈夫送上抗日战场
父母、妻子踊跃送亲人上抗日战场
八路军战士在麦田里进行伏击战
特约撰稿人 朱殿封
题记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
兰竹坡把5个儿女送进革命队伍
吊打、灌辣椒水……种种酷刑在兰竹坡和他大儿子兰丕涛身上轮番用过，日伪军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口供。日酋吼叫：“八路干部的住你家，现在到哪里去了？你的，说！”
兰竹坡忍住剧痛，一字一句地回道：“你们把我家翻遍了，哪有八路？打死我，也是不知道！”
兰竹坡心里恨骂：“小鬼子，畜生！我知道八路军在哪里，就是不告诉你！”
“七七”卢沟桥上硝烟未散，日本鬼子占领了沧州。沧县茅草洼村开明士绅兰竹坡痛心疾首：连年军阀混战，国民一盘散沙，小日本欺负我中华积弱积贫，乘机入侵。中国人只要是条汉子，怎能甘心做亡国奴？1937年七八月，共产党人马振华、邢仁甫（后叛变）、傅炳翰等，在冀鲁边区的盐山县组织起“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兰竹坡欣然参加救国会和救国军的抗日活动。自此，共产党县区干部孙轶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王沛云、张厚智、刘德甫等人，经常住在他家。日伪军闻讯，1940年的一天，将兰竹坡父子抓进沧县城里。
兰竹坡父子在狱中啥也不说，日伪军抓不到把柄，将父子俩放出来。
当天晚上，兰竹坡夫妇把儿子兰丕涛叫到跟前说：“鬼子不会就这样跟咱散伙。打不走东洋狗，咱甭想安生。儿呀，我和你娘商量了，你去当八路吧。”
“爹，娘，我听二老的。”兰丕涛干脆地说。
第二天，兰竹坡把儿子送到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财政科做事。
兰竹坡一回到家，16岁的二女儿兰淑玮跟进屋里：“爹，俺也去当八路军。”
兰竹坡“哦”了一声,沉思许久说：“闺女,你是个女孩子，爹娘舍不得。”
“爹，人家花木兰、穆桂英，不也都是女孩子嘛。”兰淑玮辩解说。
兰竹坡说：“闺女，当八路整天跟枪子打交道，可是个说不定哪天要丧命的事儿呀！”
“爹，鬼子三天两头来折腾，不是杀，就是抢，很多乡亲坐在家里不是也遭杀害了？‘打不走东洋狗，甭想有安生’你说的。”兰淑玮说。
“好吧，叫你娘帮着拾掇拾掇，我把你也送到抗日县政府去。”兰淑玮后来当了县妇救会主任。
转年，兰竹坡又把大女儿兰岩青、15岁的小女儿兰英和11岁的次子兰丕桢送进抗日队伍。兰竹坡的5个儿女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刻不闲地为抗日忙碌奔波。兰竹坡1954年从上海徐汇图书馆退休。
兰江楼大娘一家6口人人革命
茅草洼，这个普通村子，抗战中是个出“革命家庭”的地方。
家庭贫穷的抗日堡垒户兰江楼大娘，抗日人员经常吃住在她家，她多次冒死掩护抗日人员。她儿子兰丕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燕山石化公司党委书记等职)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冀鲁边区“第31游击支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担任吴桥、东光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5年3月被捕入狱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
兰大娘说儿子这是精忠报国，是大孝。1940年，抗日斗争愈加残酷，八路军频繁作战，伤亡严重。这年8月的一天，兰大娘对大女儿兰哲青说：“咱们的队伍打得苦，队伍上缺人哪，你去顶上吧。”
“娘，我去！”
时任中共沧县县委书记孙轶青安排兰哲青到东光县妇救会工作。两个月后，兰大娘又把14岁的女儿兰淑韵和兰丕炜的妻子苏华送进抗日队伍。1946年，兰大娘把小儿子兰波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家6口，人人革命，个个报国！
张士秀叔伯兄弟7人都参加游击队
盐山县苗庄子村（现为海兴县）农民张士秀，1934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叔伯兄弟7人，有4个在抗战前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张士秀组织抗日游击队，担任游击队长，他动员叔伯兄弟7人都参加了游击队，还带出本村20多人参加。他不满13岁的大儿子张希珍参加了抗日第三路军少先队。
张希珍年纪小，随大部队活动不跟趟，又被安排到抗日县政府当勤务员。在“游击”中还是不跟趟，再被安排到盐山县三区区政府手枪班。一次，他携着个草筐从前良章村回苗庄子，接近村庄，遇到进村扫荡的汉奸队，一个汉奸喊他：“小孩，过来。”张希珍身上带着手枪，不能过去。他装作没听见，朝一条岔道上走去。不料，一个汉奸骑马追上来。张希珍不慌不忙，等汉奸走近，冷不防抽出手枪，“啪、啪”两枪，汉奸应声落马。后面的汉奸听到枪声朝他开火，张希珍右手受伤，手枪掉在地上。他甩掉草筐，左手拾起枪，一边还击一边跑进村西南的庄稼地里，摆脱了敌人追击。“小孩打鬼子”的故事从此传遍十里八乡。
张士秀亲兄弟三个，二弟张士明参军后，因射击时枪膛炸裂而神经受刺激，一年后病死。三弟张士胜，1943年秋天时任冀鲁边区一专署锄奸连连长。他患病，养病中不幸被捕，关押在南皮县城的鬼子据点里。鬼子劝降不成，又当着他的面将一个“犯人”用辣椒水灌死，将另一个“犯人”让狼狗活活咬死。敌人见张士胜仍不屈服，对他动用酷刑：坐电椅子（电刑）、老虎凳……张士胜两次昏死过去。他第二次醒来时，看见一个鬼子官正紧凑在他脸前。张士胜怒火填胸，使出浑身力气，抡起巴掌，照着鬼子官的脸“啪、啪、啪”三巴掌。挨打的鬼子官反而跷起大拇指：“好样的！真正的军人！优待优待的。”
鬼子一反常态，天天好吃好喝“优待”张士胜，给他抽好烟，允许他在院子里遛达。张士胜借机跟汉奸齐金斗和翻译官套近乎。一天，鬼子官上天津开会，张士胜邀齐金斗等几个汉奸去外面喝酒，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张士胜趁机逃出南皮县城，找到军区司令部，傅继泽司令员让他担任管理处主任。
1962年1月，张士秀在济南石油公司经理任上病逝，年近60岁。
季学文父子3人带20名亲朋打鬼子
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古训，都知道国重于家，没有了国就没有了家的道理。故此，当外敌入侵国将不国面临灭亡的时刻，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挺身群起，拿起刀枪打豺狼，不惜倾家荡产，香火断续。
1937年11月12日，商河县郑路镇季家村农民季成宝目睹800多名鬼子，乘坐40多辆汽车占领了家乡。国民党驻军和县长仓皇南逃，杂牌军如蚂蚁筑巢，各管各。季成宝耳闻目睹共产党、八路军真抗日，真为穷人办事，他悄悄参加了抗日队伍，以说书为名搜集情报。之后，他把为谋生在国民党伪保安第五旅当兵的大儿子季学文叫回家，让儿子跟着八路军干。
“爹，我回去拿上武器。”季学文赶回队伍，拉上好友石连彩，各带了两支大枪和200多发子弹，加入了商河支队。
季成宝16岁的小儿子季学武，看到父亲和哥哥都抗日，也要当八路。季学文介绍弟弟当了县大队侦察员。父子三人带动亲朋好友20多人参加了商河支队。
日伪军痛恨季家父子，烧了他们家仅有的三间房子，又找季学文的舅舅李传江和姐夫李传强“算账”，逼得两家流离失所。1940年3月的一天，季学武在小石家村侦察敌情时不幸落入敌手。日伪军见他年纪小，引诱说：“只要你说出抗日政府的驻地、你认识的人中哪些是共产党，就放了你。”
季学武怒视着敌人大声说：“不知道！”
敌人把季学武吊在树上毒打，一个打累了，又换上一个。季学武被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一连几天逼供、折磨，季学武没有吐露半个字。敌人活埋季学武，把他推进挖好的坑里，伪军头目说：“你现在说了还来得及。”
“呸，妄想！”季学武眼睛喷火。
土埋到季学武的胸部，伪军头目说：“只要你说出来，马上放了你。”
季学武破口大骂：“走狗！汉奸！老子不怕死，18年后还是你们的对头！”
敌人用牲口拉着耙，从季学武头上耙过，鲜血喷涌，惨不忍睹。在场的伪军们用手蒙住了眼睛。一遍，两遍……鲜血染红了坑土。
父子抗日报国酬，何曾怕断头！1942年春季的一天，季成宝在济阳县毛王庄侦察敌情时，被李光明汉奸队秘密跟踪杀害，时年42岁。
父亲和弟弟先后牺牲，季学文战斗更加勇敢。1945年1月，商惠县独立营在李毛家村与鬼子的“三角部队”相遇，时任一连连长季学文保护村民和部队转移，带领战士打退鬼子的三次进攻。激战中一串子弹打来，季学文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6岁。
匹夫报国怀壮烈，个个不惧被杀头。季家父子皆忠贞，抗日战场显风流。
1945年3月，商惠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惠民县淄角镇建立烈士陵园，季学文烈士的墓碑排在前排第一位。
8年抗战,冀鲁边区无数父母亲把自己的儿女、无数妻子把自己的丈夫送上抗日战场。1939年底前后，萧华率领八路军115师“挺纵”转战鲁南，从冀鲁边区带走近2万名子弟兵。周贯五率领教导六旅在冀鲁边区苦战5年多时间，部队从1500多人发展到1.8万多人。
三洄河村魏大娘一家舍命救干部
“长城缠在山腰上，山底下有个村庄。大队人马翻过岭，进村去，大槐树底下歇歇凉。大娘站在大门上，手托着下巴不说话，眼睛不转地望什么。我跑到井边要喝凉水，大娘急忙叫住我：别喝凉的，进家来给你烧热汤。我们上了炕，大娘点火叙家常：家里没别人，只有我跟这盘豆腐磨。有个儿子是子弟兵，牺牲在桌子山上。大娘的眼里没有泪，望望火苗又望望我们……一道血脉心连心，眼前坐的就是亲娘。”（诗歌《大娘》）
在冀鲁边区，有多少像母亲一样的大娘！1939年8月中旬，关锋（周玉峰）突发皮肤病，通身流脓打水，住到陵县（现为陵城区）三洄河村魏大娘家。
57岁的魏大娘苦大仇深，她10岁做童养媳，老伴被债主逼得上吊而死，债主抢去10岁的女儿当侍女，儿子从14岁就到邻村扛小活。魏大娘家是抗日人员、八路军和抗日家属常住的“地下堡垒户”。关锋来时，二区区长赵振德的妻子孙树香和女儿、儿子赵明华正在她家躲藏。
第三天傍晚，魏大娘和赵明华正给关锋换药，突然传来枪声和狗吠声。赵明华跑出去往村东头一看：不好，一队鬼子正挨门搜查，还绑了几个乡亲边走边打。赵明华跑回院子急促地说：“鬼子来了。”
不一会儿，鬼子闯进院子，只见东厢房迎门一张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身裹白布的“死人”，赵明华戴了一顶“孝帽”，他母亲和姐姐披着“孝衣”，魏大娘坐在“死人”床头不慌不忙地缝着孝帽，屋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个挎洋刀的鬼子马上戴上口罩，“咿哩哇啦”地叫喊着放开牵着的狼狗。狼狗围着“灵床”闻了一圈，嗷嗷叫着回到挎洋刀鬼子跟前摇起尾巴。挎洋刀的鬼子挥刀向孙树香指了指，狼狗呼地扑过去，一口咬住孙树香的右腿，一股鲜血染红了孙树香的裤腿，她咬着牙一声不哼。赵明华急了，向狼狗扑过去，狼狗回头咬住了他的右手，接着松开口跑回到挎洋刀的鬼子跟前。那鬼子把洋刀插入刀鞘，一挥手说：“传染！死人的，全家都传染的，大大的！”鬼子们捂着鼻子撒腿跑出了院门。
关锋化险为夷。魏大娘怕鬼子回想过来，再来搜查，她和孙树香连夜在魏家老坟上堆起了一个“坟头”，烧了些纸钱。
不到10天，关锋的皮肤病痊愈了。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他给魏大娘留下一张纸条，上写：“魏赵二位大嫂：救命之恩，终生难忘！关锋三九年八月三十”。
“……老松树枝儿不怕霜，年老的娘跟儿子一样刚强！大娘送我们到门外，像嘱咐她的亲儿子：见到你们我心宽些，不见你们我天天巴望。孩子们哪，回来再到我门上，不吃稠的喝口汤……”（诗歌《大娘》）
邢大娘传情报、送3个儿子参加革命
盐山县塔上村（现为孟村回族自治县）邢大娘，本名刘志刚，娘家边务村，她11岁丧父，13岁丧母，姐姐6岁被卖，从5岁和两个哥哥跟随母亲讨饭。成年后嫁于塔上村给地主扛活的长工邢九君为妻。邢九君1932年40岁上病故，她守着老婆婆、拉扯着14岁、10岁、5岁大的三个孩子要饭逃生，艰难度日，人们叫她邢大娘。
闹鬼子了，邢大娘连苦日子都没法过了，她挺身参加抗日斗争，她家是共产党、八路军设的地下交通站，她负责传递情报。1943年到1944年，八路军端掉辛店、牛新庄、边务、徐孝子4个鬼子据点；1945年，八路军打跑盐山城的鬼子兵等战斗，都是她准时传递了情报。1944年，邢大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大儿子邢关（官）山参加了“回救会”，二儿子邢树林是地下党员，小儿子邢关（官）亭参加了冀鲁边区回民支队，1942年牺牲时才18岁。
1943年秋后的一天，一位李同志住在邢大娘家，那天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眼看大祸临头。邢大娘急中生智，她让李同志躺到炕上，盖上被子，抓了一把破布和烂棉花，跑到茅房蘸上屎，扔了一屋地。鬼子进院要搜屋里，邢大娘截住说：“我的孩子闹病，连吐带泻弄了一地，满屋臭烘烘的，你们可别进来，传上病可了不得。”鬼子扒着门口往里看，一股臭味直钻鼻孔，“咿哩哇啦”捂着鼻子跑开了。
“啪、啪、啪，”1944年夏季的一天半夜，邢大娘被枪声惊醒，她一骨碌爬起来，听到屋后传来“咚咚咚”三下敲墙声（联络暗号）。邢大娘赶快起身开门，三名同志疾步走进屋：“大娘，我们遇上日伪军走不了了。”
“快，藏到东边园子里的地洞去。”
邢大娘为了掩护同志，在园子里挖了地洞，还在村东南坟地里挖了一个。平时，县、区的同志开会或有伤病员，常在那里住着。她给同志们送饭时，每次走不同的方向，避免走一处时间长了踩成小路被人发现。
三位同志刚藏好，敌人破门而入，高声喊：“点上灯。”
邢大娘说：“没有油了。”
“有人跑到你家来了，把他藏到哪里了？”
“没有。”
“把她给我捆起来！走！”
敌人把邢大娘吊到南场院的枣树上，用鞭子猛烈地抽打，白小褂染成了红色。她一句话不说。一个伪军说：“别打了，她是个老八路，弄到东边枪毙算了。”
这时天已亮了，敌人怕时间长了引来八路军，扔下邢大娘走了。乡亲们把邢大娘从树上放下来，要送她回家。邢大娘不想让外人知道有同志藏在家里，她强打精神说：“不要紧，我自己能回家。”
待乡亲们走了。邢大娘手脚并用往家里爬，看见有人她就坐着。爬到园子里，见洞口没动，知道同志们安全，她长舒了一口气，把他们叫出来。三人见大娘被打成血人，都哭了。邢大娘说：“别哭，有同志们在，就有报仇的时候。乡亲们一会儿会来看我，人多嘴杂，你们赶快走。”
三位同志跪下给邢大娘磕头，说：“你老人家为救我们遭敌毒手，你就是我们的亲娘！”
邢大娘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热汤滴在我们手上，热泪掉在她的心上。红了的眼睛向外望，不让人看出她是一副软心肠。……走到村边再回头望，大娘站在大门上。风嘶嘶吹散了她那灰白的头发，刚强地立在长城边上！”（诗歌《大娘》）
千万个大嫂舍身保护干部
盐山县西圣佛刘书和家，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刘书和的母亲刘大娘经常接待地下交通员和转送情报。一次，吉科村交通站送来情报，她转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爬了二里多路。后来，本村刘振海叛变，向鬼子出卖了她，刘大娘被抓进据点。鬼子对她威逼利诱无效，又叫叛徒和她对质，被刘大娘痛骂一顿。鬼子用子弹头拨她的筋骨，用大针扎她的手指……各种刑罚把刘大娘折磨得死去活来，刘大娘死也不说。刘大娘被救出来，同志们看了刘大娘被敌人折磨的样子十分心疼。刘大娘坚强地说：“只要能早一天把鬼子赶出中国，我受点苦心里也痛快。”
沧县五区妇救会主任兼“各救会”组织委员晓山，1942年冬季的一天，两次遭遇日伪军，都是乡亲们帮助她脱险。
第一次是一天早上，晓山在中涨沙村（现为孟村回族自治县）遇上日伪军来扫荡，堡垒户李汉臣的老伴李大娘对她说：“我纺线，你烧火做饭，鬼子汉奸若是问，就说是我二女儿。”
敌人抓来村干部，在李大娘院子里吊打拷问：“八路住在谁家，谁是八路军？”
村干部一口咬定：“村里没有八路军。”
敌人又把李大娘的两个孩子拉过来，指着晓山问：“她是谁？”两个孩子齐声说：“是俺二姐。”
敌人一无所获，走了。
当晚，晓山转移到王宅村五嫂家里借宿。不曾想，又与同一伙日伪军相遇。五嫂立即找来几个年轻妇女，假装在一起做针线活打掩护。敌人认出晓山，起了疑心，问她；“你怎么在这里？”
五嫂赶紧说：“她是我姨家二表妹，来走亲戚，天晚住下了。”众姐妹一齐作证，再次骗过了敌人。
同年，沧县妇救会抗日干部王木兰，一次在某村被日伪军包围，她同几个村民躲进场院一间小屋里。其中一位妇女带着孩子，孩子害怕，放声大哭。恰在这时，日伪军向场院方向搜索而来。孩子母亲为了掩护王木兰，立马脱下孩子脚上的一只鞋，捂住孩子的嘴，不让她发出哭声。敌人过去了，孩子被捂死在母亲怀里。上世纪80年代，王木兰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激动地说：“多么好的大嫂啊！终生难忘啊！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这位大嫂一样的民众，舍生忘死地保护我们，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大娘，您别难过，我们有一千个子弟兵，能不能抵上您一个亲儿子？……大娘，您等着，秋上回来给您割谷子、打场。”（诗歌《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