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万

历史上有过“大槐树移民”，也有过“枣强移民”，对于这两种移民，很多人存有不同认识，因此谈点个人看法。

“大槐树移民”

元末明初，战乱造成了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地广人稀，而山西，“表里山河”，相对安定，人口繁盛，于是洪武、永乐年间多次从山西移民到山东、河北、河南。移民在山西洪洞县永济寺一棵大槐树下登记后分发各地，故此人称“大槐树移民”。

虽然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统称“大槐树移民”，但二者的成因及移民来源还是有差别的。

洪武年间的移民是因元末农民起义造成了地广人稀。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派出三路大军北伐，其中最成功的东路军占据山东多年，数次威逼元大都。农民军与元军在山东、河北激战，地方民众必然遭受战乱之苦，人烟稀少，因而洪武年间就开始了“大槐树移民”。

永乐年间移民更直接的起因是“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打了四年，德州成了交战双方拉锯战的主战场，“燕王扫北”把这一带民众扫光了，济南——京津人烟稀少。朱棣即位后又有了永乐移民。

永乐移民不但从山西移民，因山东中、东部地区“靖难之役”未曾波及，也成了移民输出区。笔者接触的陵城区村名资料中就有这方面的多处记载：滋镇大郭家村“明初郭姓弟兄三人，从山东寿光分别迁至德平郭家湾、海丰郭家和此地安家”；丁庄乡孙家洼村“由潍县迁来孙姓兄弟三人，各落在孙家洼、时楼、和孙堤口三个村”；宋家镇常麻村“永乐年由寿光迁来，兄弟三人，老大住麻坊，老二住刘林，老三住麻家（后与常家合并为常麻村）”。

由此看，洪武、永乐年间虽同有“大槐树移民”行为，但其具体成因、移民来源还是有差别的。

“枣强移民”

“枣强移民”在山东省谱牒资料中有多处记载，据朱可珲先生的文章：“惠民县有1254个自然村落，其中枣强移民村落多达1056个，占比84.21%；滨州市滨城区有672个自然村落，其中枣强移民村落443个，占比65.92%；博兴县有自然村落442个，其中枣强移民村落272个，占比61.54%；阳信县共有879个自然村落，其中武邑、枣强一带移民建置的村落有436个，占比49.6%。”

由上可见，枣强移民是客观存在的。从移民的分布去向看，枣强移民的分布区域大多在山东省的中、北部地区。

“大槐树移民”和“枣强移民”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认为，枣强是“大槐树移民”的中转站，移民来到枣强后，重新登记分发各地，“大槐树移民”“枣强移民”是一回事。这是不可能的。

前边提到，“大槐树移民”去向分布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若到枣强后再分发各地，等于让好多移民走三角形两条边的路线，这是行不通的。再就是，永乐年间有很多村庄是从山东中、东部移过来的，而“枣强移民”的去向是山东的中、北部，其中有交叉的地方，如果说两种移民是一回事，那不是瞎折腾吗？还有，信彤波先生《邹平信氏与金元时期枣强移民》文中指出：山东中、北部一些枣强移民村落的谱书虽记载的是明初移民，但在这些移民家族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却记载有金、元代迁移的字样。谱书一般是后人根据传说、共同记忆而形成的，而墓志记载的更为真实可靠。所以信彤波先生得出结论：“枣强移民”应是金元时期发生的事情。

综上数点，“大槐树移民”和“枣强移民”能是一回事吗？

“枣强移民”的历史成因

“枣强移民”的成因应该有二：一是避水患，二是避战乱。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在河北境内形成“北流”、“东流”，人称“二股河”，这种情况直到金天会六年（1128年）改道，黄河夺淮入海才改变。几十年间“二股河”在冀州、枣强一带反复决口，枣强故城一度搬迁。县城都避水患搬迁了，民众能不自寻出路吗？前边引用的《邹平信氏与金元时期枣强移民》文中就出现了墓志记载的“上世枣强人，后以水患来居济南邹平县长白乡河沟之阳”，所以避水患是枣强移民的原因之一。

关于战乱，虽然各个朝代都会发生，但在金元易代之际，金朝统治者为牵制蒙古，在撤退汴梁后在河北封了九个地方军阀为“河北九公”，以“河北九公”抗衡蒙古铁骑，这样河北就成了多种军事力量争战的漩涡之地。枣强作为战乱之地，民众避战迁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枣强移民”发生在金元之际，迁移去向是山东中、北部地区；“大槐树移民”发生在明初，是从山西、胶东向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移民。二者在古代移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