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福
京杭运河德州段现有三条减水河，即四女寺减水河、岔河、哨马营减水河，其中岔河为20世纪70年代初所开挖，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工项目，不属于历史上的减水河。
我们在此所说的两条减水河，仅指明清时期开挖的哨马营减水河与四女寺减水河。
南北支河的创建时间有争议
按照所处地理位置，人们习惯上称哨马营减水河为“北支河”，称四女寺减水河为“南支河”。
在两条减水河最初的开挖时间上人们历来是有争议的，主要是《明史》与德州地方志之间的记载不一致。
《明史·宋礼传》讲哨马营减水河的修建时说：“明永乐十年（1412年），以御史许堪言卫河水患，命（宋）礼往经画。（宋）礼请自魏家湾开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复自德州西北开支河一，泄水入旧黄河，使至海丰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后为之。”
而乾隆《德州志》与民国《德县志》则记载为：“明永乐九年（1411年），治河尚书宋礼奏德州西南、御河东岸五里有沟渠五里，有古路二里系平地，可穿一小渠以泄御河之水。西筑滚水坝，水小留以济运，水大过坝入老黄河以分其势，故名支河。自此，遂为运河之支津，长约二十里”。
显然，《明史》与德州志书在两条减水河谁先创立的时间上形成完全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恩县志》的记载与德其他志书也不一致。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恩县志》卷二《桥梁》中说：“减水闸在四女树卫河岸。嘉靖十五年（1536年）知县杜永昌奉工部郎中杨旦奏请创置，遇河涨以便泄水。被沙淤塞，例与景州、吴桥、故城协修”。此处明确指出四女寺减水河的创建时间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
遵循历史研究的惯例，在地方志与正史相违背的情况下一般应以正史记载为准，所以应认定北支河创修时间早于南支河。
南北支河的功能未能相得益彰
运河德州段的两条支河，均是在运河右岸开挖新渠，使涨水通过新渠流进城东的老黄河故道（今漳卫新河），然后东流入海。可以说两条支河的目的与流经途径完全一致，只是选择的支河起点不同而已。
运河德州段的首条减水河为什么选在哨马营？原因是故城县的郑口（今故城县城）与恩县四女寺两地的高程基本一致，均为28米左右。这就造成该段河道没有落差，河水极易漫过河堤造成决口。当河水北溢，就会沿着“庆历北流”的沙河故道绕过故城县城后继续向东北方向流去，造成德州城西大片土地，包括故城东北部与景县东南部往往成为沼泽，故在哨马营处开支河一道将溢进运河的水通过北支河，导入老黄河故道（即今漳卫新河）使其入海。在哨马营减水闸修建使用百余年后，再有创修四女寺减水河之役。
清雍正年间，为解决山东与北直隶各县的水利纠纷，直隶总督李卫经皇帝批准，开始在运河左岸大力修建堤坝，郑口至四女寺运河北岸的决口也由此得到有效控制，但夏津白马湖至武城甲马营之间的沙河决口次数日益频繁，大水淹没德州城的几率大幅度上升。这样一来，四女寺减水河与哨马营减水河虽然形成两条支河并存的态势，但未收到1+1=2的减水效果，哨马营减水河基本处于闲置状态。这是因为四女寺减水河在及时疏浚的情况下，上游来的洪水经四女寺减水河分流后，进入南运河的水量不再对下游的德州城市与村庄构成威胁，但四女寺减水河不能及时疏浚甚至出现淤塞时，洪水就会在四女寺以下直到哨马营一带决溢。所以，如何保证四女寺减水河具有足够的排水能力，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此认识不到位，以至于在哨马营减水河的重修、疏浚上浪费了大量人财物力。早在清中期，德州封氏家族的恩贡生封其沄就发出过“深挖南支河、废除北支河”的呼吁，民国初期正式废除北支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南支河的治理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整治该河。为抗御1963年洪水，在1971-1976年漳卫河中下游扩大治理时，水利部门从四女寺至吴桥县大王铺（基本沿金钩盘河的故道）新开排洪河道岔河，全长43.5公里。同时，将四女寺减河扩挖、筑堤。此次治理后，南运河德州段的决堤问题得到根治。
统领南北支河的管理机构设在边临镇
由于南北支河不属于漕运通道，只是面对汛期洪水而发挥泄洪作用，所以并不像京杭运河那样常年有水，故支河河滩土地常被沿岸百姓开荒种粮，严重影响汛期泄洪。
为了运河漕运能够如期进行，也为了德州城市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南北支河的治理，为此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阻止百姓在河道内开荒种田，阻止百姓在堤坝上取土盖房，从而保障两条减水河的排水顺畅。
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名臣刘统勋》中说：乾隆二十七年夏，直隶景州大水，命（刘统勋）查勘临清州以下运河。刘统勋上疏说：“自临清迤北惟借四女寺、哨马营两坝宣泄，但两坝支河俱会老黄河故道入海，袤延三百余里。居民于淤滩种植，河身易致淤塞。请将德州州判移驻两支河交汇之边陵镇（今边临镇），专司河捕。从之”。
这与民国《山东通志》“（边临镇）清属德州，有州判驻此。民国置县佐”的记载相一致。因此，驻扎在边临镇的州判署与坐落大西门仓楼前专管河务的“管河州同”署一样，成为清代德州的又一处管河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