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河泛滥成灾，治河工程需要的柴草交易量十分巨大——沿河草市发育成村落

今日黄河上的济齐大桥（资料图）。王志伟摄

□张中海

据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邻齐州临邑县，有灌家口草市，顷者成德军于市北十里筑城，名福城，城垣隔黄河与齐州临邑县对岸。”这里说的草市，即柴草买卖的集市。福城，就是由渡口村落的草市发展而来的一个小镇。

那时，河堤修防渡口主要材料就是柴草，汛期到来之前，柴草必先收集归垛，而由于需求量无算，每户每丁都有上缴数额，当地草木早掳掠已尽且大户人家都是花钱购买，这样，就有大量柴草由专业采薪打草者从远离河岸的山川坡地涌入，草市由此形成。既然柴草可以买卖，其他生活、生产用品亦借草市聚至于此，商户也因而聚集。流民安顿下来，自然也需要垒三两间草屋的，草市也因此而成集镇，其催动力还是河，河水，治水工程。

日本学者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说，宋代沿河村镇或小都市，或形成于河边，或形成于驿站，或形成于关隘，其前身都是草市——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确乎有它萌芽的本意：繁茂于野地的草，草捆、草束，市上的草，虽然集于市上的时候它已干枯，但是它却鲜鲜亮亮地顶着资本、现代河工意味的露珠而萌发……

以庄宅起名的小镇有三乡、徐村、袁村……由馆驿发展而来的有张店、郭店、新店、萧馆、土楼……以关隘渡口得名的如集津、灵河、临津……其中，沧州等当时边境地区的二十多个镇较为发达，居住人口主要是流亡逃难的流民，为了防止边境游牧族的攻击，还尽量采取散居形式。所具有户数，元丰时比太平兴国时增二至三倍，新流入客户占全户比数已达25%—50%上下。最明显的增加发生在太平兴国到元丰年间，也就是976年～1085年一个世纪中。据《元丰九域志》记，河北、河南古澶州周围，有八个镇是新形成的村落，平均每年增加236户。

从散户到聚落到村镇，再从城邑到国家，河流的孕育作用显而易见。公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是尼罗河边杰里科，大概几百个村民。到公元前3100年，整个下尼罗河谷已统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埃及王朝。公元前1000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也出现亚述帝国、巴比伦和波斯帝国，人数都达百万。而黄河边，村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宋治平四年（1067）春天，禹河故道襄城县到汝州南薰门间的黄河大堤上，一个身着长袍官绅模样的人，不时停下车子，于晚春的风沙中，和络绎不绝的流民搭话，旁边的随从则掏出纸笔，匆匆地记着什么。官绅模样的人是汝州同判张恂，遵宰相富弼之命，来河堤调查流民情况。

流民有乘大小牛车的，有骑驴、骑马的，有挑担的。一辆牛车所拉有的是一家老小，大多则是三两家合伙。6日实地调查，张恂粗略计算，共遇上600余户，他们大多住在各州县镇旁的小旅馆。寒食节后，堤上停止施工，这些出夫修堤的农人却不愿再回到远离河边的老家。张恂苦口婆心劝他们回乡，但他们却决意受苦受逼也要留在这里——与古老中国农民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乡俗相反。黄河洪水及洪水所兴的河堤工程，一旦把他们从故园逐出，他们就已不是原来的他们了。这些流民好像早就约定了一样，纷纷说：“盘缠已经用完了，回不去了。”

而那些被去年洪水冲散到各处现在又聚起的原住民，望着泡在河底的村庄，无家可回，也在河堤上逡巡、游荡。从祖宗、宗祠等等深厚绵长的联系中抽身而出，从原来田畴篱笆间跑到这一览无余的河堤上，还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们以扯不断的钳制？如果没有土里刨食的束缚，如果没饭吃，那不就铤而走险？

富弼冒险做此实地调查，是为了给皇上上疏《论河北流民》。调查是为了找出下一步对策，对策之前先要摸清底细。结果，调查将流民分为五种：被迫返回原籍的，去了其他州的，按人口领取官田的，改行从事采薪捕鱼的，按人口领取官粟的。其中有分到一顷滩地的，显然已违反当时朝廷的既定国策。

直到1099年，也就是宋元符二年十一月，才有皇帝诏书：“河北路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佃，与免租税三年。”首次以国策公开允许流民申请租种国法原先不准私有的黄河退滩地。

流连河堤迟迟不还乡原来是盯上了大水退后的新淤地，朝廷决策从此也有了一种历史性进步。虽然还是让他们以原先老家的田亩迁换至黄河滩，一河两岸，但是给这些有着酝酿革命危险的流民有了一个安顿。

是的，总得有个安顿，决口早堵，渗漏的也已夯严，大水归其道，小水润其田，河堤才会牢固安全。

河边的一个个小镇由此生成。

（本文节选自作者著《黄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