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员分散在抗日群众家中，随时跟部队转移，医务人员边干边学，敌后医院——多救一个战士 就多一份杀敌力量
八路军医疗队为伤员做手术
□本报特约撰稿人朱殿封
“这原野曾流遍了英雄的血,多少战士为祖国作了光荣的牺牲,和敌人一同倒卧在战场上……”《勇士骨》的歌声,是单光涛看鬲津县（1940年由宁津、南皮、东光、乐陵4县各划出一部分组成,1946年撤销）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王道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党委委员等职）给他的信时，在脑海里蓦地响起的。
王道和信中言辞恳切：“……时值抗日战争艰难之际，我抗日军民天天流血，伤病员急需救治，如果你能出山，则伤病员幸甚……”
单光涛对送信人鬲津县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长高汉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沧州地委书记）说：“你转告王县长，我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坚决为抗日救国出力，志愿竭尽全力为伤员服务，多救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杀敌的力量。”一
单光涛是河北省东光县大单村人，“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部下做卫生工作。此后，他回到家乡开办私人诊所，经常给八路军伤员治病，因此与王道和很熟。单光涛接受王道和的邀请，1940年秋季的一天上午，他来到鬲津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人未进屋声音先到：“王县长，我向你报到来了。”
王道和正跟伪顽分子送其绰号的“曹城隍”（一区区长曹茂先）、“姜阎王”（四区区长姜思民）、“徐小鬼”（三区区长徐金锋）、“郝绵羊”（二区区长郝建寅）4位区长议事。4位区长都是对敌冷酷无情，视民如己父母，待兵亲如兄弟的主儿，他们见是单光涛来了分外高兴，呼啦围上来：“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热烈欢迎你加入抗日队伍，坚决支持你建立伤员医院，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什么给什么。”
王道和站在一旁笑着说：“单大夫你都听到了吧？他们替我表态了。”
单光涛被这热烈的场面所振奋，双手合抱拱手作揖，慷慨激昂地说：“鄙人不慧，有志抗日，愿与各位共同抗日报国。”
王道和早已筹划于心，他趁机说：“我宣布：鬲津县后方医院成立。由单光涛大夫任院长，县大队战士肖玉楼给你当勤务员，李栋任事务员，其他人员由你定。”
单光涛说：“我动员了私人诊所的单维山来当医生，三区财粮干事张阜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津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同志曾经从师学医，请把他调来任护理班长，再选招二三十名愿意学医、有文化的青少年，边干边学当卫生员和护理员。”
“好！”王道和干脆地答应：“我再派张维山担当医院的侦查员，负责敌情侦查。”后来又派阎成担任医院的管理员，负责伤员的食宿及其他供应工作。二
后方医院建立初期，每天收治伤员20多人，多时30多人，其中有抗日民众，有县大队和区中队战士，有八路军大部队指战员。轻伤员在门诊治疗，重伤员住院治疗。所谓住院，都是住在村民家里，选择住房较多的农户，动员出一间屋做病房，一户住一个伤员，医护人员按时巡回检查治疗，不能有丝毫疏漏。医院不发被褥，每到一村，医护人员拿着“借物记”到村民家去借被褥，给自己和伤员用。每个伤员安排两名青壮年民工负责守护，备有一块门板，两根绳子，一条扁担，一旦有敌情，立即由民工抬起伤员转移。由于准备充分，伤员们得到及时治疗免受损失。
医院跟在队伍后面打游击，与敌人“捉迷藏”，莫说根本没有大件医疗器械，即便有也无法携带，因而，所带医疗器械都只是些注射器、手术刀、钳子、剪子、镊子和骨锯等，行动携带方便，有利于迅速转移。医院经常流动于官庄、夜珠高、太平辛、张大庄和冯庄一带，长官、大孙、黑龙村等据点的日伪军，把医院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设法摧毁，逮捕单光涛,都没有得逞。敌人得知单光涛是大单村人，又去逮捕他的家人。单光涛对此早有防备，先行一步把家属搬到孙营盘等村一住两年。
伤员多数是“铳创”——枪伤、炸伤，手术是取弹头和弹片，间有截肢手术。开始，大小手术靠单光涛一人，连麻醉、止血、缝合等都由他做，工作量大，而且相对延长了治疗时间。单光涛选拔一批医务人员缺什么补什么，立足系统学习，着眼急用先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言传身教加临床实践，使单维山、吕十田（单瑶泉）、张阜如等人很快掌握了一项手术医技，并独立进行常规治疗和急救措施。
日伪军严密封锁，医院药品奇缺。医院依靠敌工站和多方关系到天津、沧州、泊镇等地购买，用重金厚利打动一些常去敌占区的商人贩卖给医院一部分。用量多且体积大的药品，目标大，易暴露，转运困难，只好土法上马自制。他们把棉花、土布先用漂白粉脱脂，再用净水脱漂，然后用蒸汽消毒，自己制造药棉、纱布、绷带等。用猪板油炼化代替凡士林，配制各种软膏和油纱条。伤员换下来的三角巾等，洗了再洗，用了再洗消毒再用。在十分困难的时候，出于稳定伤员情绪，甚至用红颜色浸染纱布条（前提必须是无菌操作）,顶替红汞纱布条。三
一年夏天，一区队送来一位大腿受伤的战士，因医院频繁转移，伤员5天后才转到医院，这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伤口化脓大量生蛆，伤情严重。单光涛很心疼，对张阜如说:“我们一定把他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而且要保住他这条腿！”
单光涛第一次给这位战士清理伤口、上药用了两个多钟头，然后找来一架蚊帐挂上阻挡苍蝇。第二天换药时，蚊帐上爬满了绿蝇。打开伤口一看，上面是满满的蛆虫，活像个“葵花盘子”。咋办？若是生拨，伤口会很疼痛，且难以拨净。单光涛想了个办法，他把麻醉药哥罗芳涂在蛆虫尾巴上，蛆虫立刻死亡，很容易取下来，伤口也不疼。然后对伤口严密包扎，多层敷料覆盖，及时换药排脓。经过精心医治和护理，这位伤员痊愈重返战场。
单光涛相信精神力量的特殊作用，他要求医护人员心怀革命苦乐观，对伤员要充满阶级同情心和爱心，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赃，把精心细心护理伤员成为自觉行动。同时启发伤员对治疗伤病增强耐心和信心，在医院安心治疗和养伤，不悲观，不急躁，不发牢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早日养好伤，重返前线杀敌立功。
上世纪80年代，时年75岁的单光涛回忆在后方医院的经历，他深情地说：“在我们医院治疗的伤员很少死亡，不是我们医术有多高，是医护人员视伤员如兄弟。当时，每次医院转移都是伤员走在前头，医护人员走在后头，我这个院长走在最后头，有时被敌人追得喘不过气来。每到一个新驻地，医护人员不顾自己劳累，忍饥挨渴，先去查看伤员。不论是否转移，由我带头，全体医护人员每7天每人端一盆水，亲自为伤员洗脚，形成了制度。这样，使得全体伤员都深受感动，把医护人员看作亲人，医护人员更加热爱伤员，视伤员如亲兄弟，相互之间感情十分融洽。医护人员的工作成绩是非常显著的，治愈率很高，伤员极少死亡。”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环境好转，医院不再频繁转移。单光涛从后方走上前线战场，在一次战地救护中负伤，又回到医院。
日本鬼子投降，后方医院改编为军区医疗一所，单光涛任所长，李宗谦任政治指导员，驻乐陵县郑家庙（后驻高文亭村），隶属渤海军区一军分区卫生处，是五个医疗所之一。医疗一所医护人员从建院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可容纳200多名伤病员。解放战争中，单光涛一人一天做过7台截肢手术，他采用硫酸镁加微量石炭酸静脉推注，配合特别护理、鼻饲供热和营养灌肠等方法，治疗伤员术后破伤风,创造了治愈率高达67%的疗效。不久，医疗一所精简，随军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