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福李宏升

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地方官，往往不因其位而名传后世，而是因其艺、因其文，或因其道而为人所传扬。清代的夏津知县方学成，就因为在夏津任职期间，组织纂修了一部名志——乾隆《夏津县志》（亦称《夏津县志前编》），而为后世念念不忘。

清革积弊关注民生

方学成，字武工，一字履斋，号松台居士，安徽省旌德县华坦人。

雍正八年（公元1729年）冬，方学成到夏津县代理县令，他一到任就立即召集僚属，周谘利弊”“ 之后，下决心清查革除“积弊宿累”，立志在夏津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时的京杭运河夏津段因“受漳、济、卫、汶之水”，经常泛滥成灾。每至夏、秋汛期，方学成“必亲躬河干，督率乡民，昼夜防护，风雨凌暴，淋漓被体弗惜”。次年，方学成正式被授任夏津知县。此后，他带头捐资，陆续修筑城池、学宫，并创建了收容鳏、寡、孤、贫的“普济堂”、“育婴堂”；在他的倡导下，城隍庙、社稷坛、山川坛、八蜡庙等古迹得以保全。

到乾隆七年离任前，方学成在夏津度过了12个年头。他为官“严以律己，不名一钱”“，莅任十余载，自奉俭约，依然寒素之风，身无长物”； “务以教养为先”，为政 尤“慎刑狱”，对待百姓“俨如家人父子”，使夏津这个本来既“疲”“瘠”“弹丸之地”“，岁时丰稔，又 的 日有起色”了。

精心编纂乾隆《夏津县志》

方学成代理夏津县知县后，认为清初修成的两部《夏津县志》和明嘉靖《夏津县志》，都有所不足。思考再三，方学成决定要在自己任内编出一部质量上乘的《夏津县志》来。

他组织了一个多达22人的修志班子，自任总裁，教谕梁大鲲任纂修，县儒学训导、管河主薄、巡检、典史皆罗织其中任职，并由14名廪生、庠生充当采辑。方学成提出了“勿遗、勿滥、勿隐、勿饰”的修志八字诀要求。在编纂过程中，方学成“薄书之暇，往来其间”，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夏津县志》同旧志相比，有不少独到之处。县志修成后，刊刻费用颇巨。方学成便向邑内绅士募捐，但只筹到所需费用的一半，他就慷慨解囊垫支。历时十六个月编纂成的志书25万字，于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刻印成六册，绵纸线装。1934年由时任县长谢锡文重为铅印，改称为《夏津县志前编》。民国所修县志称为《夏津县志续编》，声称“全遵方（方学成）志体例修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乾隆《夏津县志》给予高度评价。其著录说：《夏津县志》十卷（清乾隆六年刻本）。“知县方学成修……是志搜罗甚富，编纂亦佳。于旧志多所改正增益，纲目既备，记载亦详。每篇之前，冠以小序，议论考据，皆精当简明。是志修时，以明志太残，清志太略，因取二志采其长，而补其遗，书中尤注意于身会状况、民生疾苦，洵足为从政者之所本，岂只供征文考献已哉。”

刻苦钻研成方志泰斗

方学成在担任夏津知县期间致力于修志实践，并对方志理论颇有研究，在方志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他博学善文，从乾隆《夏津县志》中所收入的方学成的诗文来看，其可谓文白俱佳，功力颇深。方学成所具备的以上特质，为他主持编修《夏津县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他除主修《夏津县志》外，还修纂了安徽的《黄山志》、《宁国府志》和《旌德县志》。他在方志理论方面提出了地方志“资治、存史”功能，认为地方志有两种作用，一是记录“古今言行得失”，为现实政治服务，以求“补偏救弊”；二是令后人以昔为镜，为改革政治提供依据。由此看出，方学成以志辅政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使其成为中国方志学泰斗的根基所在。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出版的《地方志续修指南》一书，称他为“皖籍修志名家”，一点也不为过。

方学成的文学著作较多，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有《松华馆（室号）合集》13卷、《读黄合志》1卷、《华南先德述》一卷、《宛陵方氏著述八种》26卷等。他写的《石壁赋》和《旱涝吟》等长篇叙事诗，文采达到很高水平；他讴歌家乡山水风光，兼怀李白、胡瑗等文化名人来旌川游览的《游石壁次胡安定韵》古风诗，收录在清嘉庆《旌德县志》中，成为后人研究李白、胡瑗来旌德的考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