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福赵全洪
京杭运河德州段全长141公里，包括南运河与卫运河两段。
其中，从第三店到四女寺水利工程枢纽为南运河段，长度为45公里，直线距离25公里；从四女寺水利工程枢纽至夏津县师堤村为卫运河段，长度为96公里，直线距离64.5公里。其中夏津段34公里，直线距离19.5公里；武城段62公里，直线距离46公里。
卫运河德州段虽然没有像南运河德州段那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它是德州运河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名字用了七十年
卫运河德州段的名称不是很早就有，清代临清以上至河南、山西的河段称卫河；临清至天津，包括德州境内夏津、武城、德城段全部叫作南运河。
卫运河的名字出现在1942年漳河于馆陶入卫河之后。1946年3月1日，解放区冀南卫运河河务局成立，是最早使用卫运河名称的单位。
虽说临清以下至天津称南运河是清代的事情，但世间万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随着1958年四女寺水利枢纽工程的修建，国家也对南运河的南起点进行了重新界定，即以四女寺水利工程枢纽为界，向南至河北省馆陶县的徐万仓段为卫运河，往北至天津则为南运河，同时还专门做了标志牌固定在节制闸上。
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很多介绍京杭运河的书籍甚至是工具书，仍在沿袭临清是南运河之南起点的说法。更有很多运河学者无视标识牌的存在，仍在错误地坚持过去的南运河说。
为降水速弯道多
卫运河德州段的河道和德州境内的南运河河道的特点是弯曲多，水利专家解释，是根据“一弯抵三闸”的原理，为了降低水流速度而设计的。凡是弯折多的河道基本都是人工开挖的。
德州河道的弯曲是出名的，譬如城西杨家圈到耿李杨村之间16.5公里的河道，过去叫“九道弯”，现在人为此起了个好听大气的名字“九龙湾”。
卫运河段的弯比南运河段的弯还多还大。人们常常笑谈的“三望苏家楼”，那一段运河河道的弯曲程度应该说是运河之最。《姚端恪公外集》卷十四《舟行日记摘抄》中说：“自桑园至德州，数十里水路甚曲，每折一大弯，如弓字形，后舟方往，前舟似来，两帆相向，呼声可应，而中隔横沙。去遂数里，舟子曰：‘御河十三站，道最迂曲。德州次之，故城为甚，谚所谓‘故城县，一窝线’者也’。御河者，卫河也。源出河南卫辉县百门泉西北，经临清下直沽、天津海口入海，今运所从也。又曰：‘水性直下，则上游易涸，曲则迟留。故谚曰，三弯抵一闸’。临清以下无闸，而此十三站水路最曲，开河者因地形之曲，以代闸也。又予记亡友魏子一言，漕河之不至淤者，以其曲曲则力专，不停泥沙，是亦或一道也”。
《故城县志》也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仁皇帝南巡阅视河工，回銮由水路过故城运河，曾有“康熙三望苏家楼”的记载。“镇东三大曲处（郑口以东武城苏家楼附近三个大弯），每曲约十里，狭处不过数武，舟行至此，望武城苏家楼，为‘头望’；再行十里，仍归故处（实际第二个弯处）望苏家楼，为‘二望’；再行十里，仍归故处（第三个弯处）苏家楼犹在望中，故名‘三望’。”
《故城县志·县域图》上清晰地标注着“头望”、“二望”、“三望”处，以及“苏家楼”的详细位置。苏家楼兴建于清朝初年，其实是一座哨楼，坐落在村西头，紧靠运河大堤。当时苏氏家族修建这座楼，也是为了防匪防盗。小楼四面建有瞭望台，昼夜有人驻守。白天从楼上可环视周围七八里之外，夜晚有更夫巡逻，遇有盗匪来袭，鸣锣敲鼓为号，以便主人和聚集来的村民共同抵抗应对匪徒的骚扰。
陈公堤旁地势洼
卫运河德州段的另一特点是地势低洼。
它的东面有一条宋代天禧四年（1020）人工修筑的“陈公堤”，这条堤修建时，黄河是在陈公堤以东位置，为了不让黄河水西灌，宋代就在黄河西边沿黄河修建了这样一条数百里的陈公堤。堤防大体经今馆陶往临清、夏津、武城至德州南，沿黄河北岸向东北至渤海。
这条堤的作用是挡住泛滥的黄河水西流，但堤东行洪时黄河水会淤下来大量的泥沙，地面也就自然被逐渐抬高；由于黄河水流不到堤西，堤西的地面也就越来越洼，时间久了使得堤东堤西出现了高低悬殊。这就是夏津、武城、恩县境内的白马湖、莲花池、恩县大洼等水域形成的真正原因。
另外，从夏津到武城之间，历史上还缺乏一条或几条必要的减水河。譬如上游的张秋镇，运河是与大清河相通的，一般运河出现水涨可通过大清河泄水；聊城段运河的减水河是徒骇河，临清段运河的减水河是马颊河，而夏津和武城两县则没有，所以历史上夏津、武城两县经常被水所淹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宋元明清多匪患
夏津至武城之间地势最洼，最容易形成涝灾，历史上沿运河一线的村庄经常是一年四季白忙活，春种夏锄秋不收，老百姓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一带就有成盗成匪的传统。从大处说，宋元以后此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士兵哗变层出不穷。从小处说，就是绺子、响马或是小股盗匪神出鬼没，老百姓很难过上安稳日子。
明代，朝鲜使者崔溥《漂海录》记载：“明弘治元年（1488）三月十七日， 朝过郑家口、晴， 河口铺、陈家口铺，至恩县地方。过白马河口铺，又过下方迁无谷寺、河口铺，至梁家庄驿，移棹过钟阁，夕至故城县前留泊。臣谓傅荣曰：‘今夜月白风便，何以不去？’ ‘你见此河中有漂尸三荣曰：个乎？’ ‘见之’。 ‘此皆盗杀之也。臣曰： 荣曰： 此方连遭凶歉，相率而为盗者多。又不知你等为漂流行李扫地，反以为异邦人必赍贵物，皆有欲利之心。又前路人烟鲜少，盗多肆行，故不去也。’ ‘我之此行，臣曰： 已遇宁波府之盗，平生不愿相逢者，盗也。’ ‘大抵中国人心，荣曰： 北方则强悍，南方则柔顺。宁波之盗，江南人也，故虽或为盗，类皆劫而不杀人，你所以保其身也。此北方人，劫则必杀人，或置之沟壑，或漂之河海。今日所见漂尸，可知矣。’”
清嘉庆十九年（1814）八月二十五日，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浙江嘉善人钱樾，因母忧回原籍守制，与家室乘船南上路过德州，来到离德州城五十里的高官厂（恩县境内，也叫高官屯），就地方营房边夜泊。晚上遭到六人以借盘缠为名的打劫，将船上的箱子打开，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钱樾报告给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又写了奏折，嘉庆皇帝作了批示，将德州知州徐霖、参将覃廷荐、把总王庆云革职，安排钱樾就近在临清养病。钱樾病好后写给嘉庆皇帝的奏折，意思是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多谢皇帝的关怀。嘉庆皇帝朱批曰：览奏稍慰，“ 务擒此贼，以靖行旅”。
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初五日，广东人刘光桐乘船从京城回老家，途径直隶故城县时遭遇了劫匪。刘光桐本人没有受伤，全部经济损失也不过400两银子，却惊动了县、府（州）、省三级政府，直至朝廷。
为了加强武城北部运河沿岸的社会治安，明清统治者沿运河两岸建有墩台，平时由驻军轮守，负责缉捕盗贼，催赶漕船。还曾在离武城十八里的甲马营村设置巡检司、漕运所、水馆驿等运河衙门。巡检司是一级治安机构，先属武德道，后属东临道。有记载可查，巡检司和墩台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初。
县城曾立河滩中
武城建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明确地址可考的县城共三处。第一处为唐武城县城，即现在河北省故城县的祖杨庄附近。第二处是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运河西决淹没武城县城，遂将武城县治由距老城五公里许之河西祖杨移至运河东岸，即武城老城镇驻地。第三处即为1973年搬迁后的今武城县城。
武城老城遗址紧靠运河河道，位于武城运河拱子桥以南的河滩之中，现在还能于河圈农田中分辨出来。老城的建制规模不大，南北1140米，东西800米，方圆近1平方公里。1959年还修建了150米长的焕光（武城）大桥，至今横跨在大运河上。1963年的大涝，武城段运河泄洪能力不能满足国家控制灾情的需要。国务院同意水利部搬迁武城县城，将老城城址辟为河道，县治东迁20公里至旧城（古贝州、恩州治所）重建的计划。1973年武城县城开始迁建，除拆迁了老县城外，还有14个村庄及21处扬水站也被拆迁，使武城段运河泄洪能力达到4000秒立方。一个具有近千年历史的老县城，变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