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城秧歌与“小米香”酒
　　每逢春节，武城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可算一大盛事。什么耍龙灯、舞狮子，什么鼓、乐、笙、弦，什么秧歌、高跷、旱船、花车之类，民间艺术形式犹如锦树繁花，绚烂多姿。这其中队伍之庞大，色彩之浓烈，当属秧歌了。
　　一提到秧歌，首先会令人想到那花枝招展的红男绿女，列队成行，脚踩着清脆而有节奏的锣鼓点儿，彩绸飞扬，载歌载舞。其实，这叫地秧歌，可谓秧歌中的主体和基础。另外，高跷、竹马、旱船、花车、花杠、腰鼓之类，亦均属秧歌的范畴。
　　人们熟悉秧歌，喜爱秧歌，但对于这秧歌的来源和发展，晓得的人并不多。据有关史料记载，秧歌起源于北宋末年，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当时，朝政腐败，屈服外寇，致使黄河以北地区先后为辽、金、元所占领。这些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剽悍喜酒。每逢节庆，必要男女狂歌劲舞、把酒痛饮一番。但汉族人民深受孔孟礼仪教化，一向忌讳男女混杂歌舞。少数民族统治者便动用暴力，强行驱赶汉人男女到街头跳舞唱歌、饮酒欢乐。武城这“小米香”名酒，一度曾成为外族侵略者的上乘饮品，而汉人却只是“闻其香，禁其饮”。起初，汉民被迫参加男女混杂歌舞，后久沿成习，渐得其乐。于是，一支由异、汉民混编的秧歌队，时至元朝初年就基本固定成型了。
　　秧歌队的前导是一柄红伞，伞下步行着一位剽悍粗壮的异族官员，手持马鞭，气势汹汹，随时都可鞭打“越轨”的汉人。此人俗称“甩鞑子的”，是异族军人监督者。后来这监督者演变成为秧歌的指挥者，马鞭演变成为“指挥棒”，全队的节奏和场面调度都由他来决定。“甩鞑子的”后面，是4名长发披肩的武士，每人手握两根木棒，俗称“打狗棒”。这原为异族兵士，是给“甩鞑子的”“狐假虎威”的，后演变为秧歌队助威的“保护神”。每当撂场表演时，“甩鞑子的”和“打棒的”便先吞下汉民早备下表示敬意的“小米香”酒。当秧歌队在鼓乐喧天和花炮鸣烁中狂舞欢扭之时，那4名武士则拉开骑马式，双脚不停地拔地跳跃，木棒在身子前后交替打击得乒乓山响，平添了一股雄壮之势。
　　“打棒的”之后，才是长长的异、汉民混编的秧歌队。队伍成员虽多为平民百姓，但经过化妆打扮，浪荡公子、闺门小姐、算命先生、渔翁樵夫、商贩兵卒、乞儿丐妇等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成为古代社会芸芸众生的一个缩影。
　　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人民越来越不满足于地秧歌这种单一的文化娱乐形式，又陆续创造出高跷、竹马、旱船、花车、腰鼓、花杠等五彩缤纷、生动活泼的艺术项目，为秧歌队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光彩。仅以花杠为例，早在500年前明朝弘治年间，就由武城南屯民间艺人独创出来。花杠就是用一根五、六米长的木杠穿进一个彩扎的大花篮里，花篮姹紫嫣红，繁花似锦，上系着鸡蛋样的串串铜铃。扭起来，两位花杠手肩抬头顶，臂甩身颤，手舞足蹈地表演出很多奇异招数儿，使五颜六色的大花篮颤抖不止，铜铃叮咚。伴随着琴瑟鼓乐，观众喝采，花杠舞尤似民间艺术中一朵瑰丽的奇葩。
　　后来，戏曲的出现直接促进着秧歌的创新和发展。在长长的秧歌队里，渐渐增添着白蛇与许仙、孙悟空大闹天空、猪八戒背媳妇、老包铡陈世美、姜太公钓鱼、穆桂英挂帅等传统剧目和各种各样的人物脸谱儿，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一路上插科打诨，撂场演唱，使秧歌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耐人寻味。
　　秧歌以群舞形式为主，但也有单项性表演。如高跷的“过对儿”，就是把队伍绕成圆圈，中间开辟一个空场，然后一对对相关的人物先后登场表演。如傻公子扑蝶、老渔翁捉鱼、光棍相亲等，逗得观场者阵阵欢笑。还有那高跷劈叉、跳板凳、越桌子、排骆驼轿等艰难而惊险的演技，更令观众拍手叫绝。
　　每当春节临近，运河沿岸村村腊鼓敲响，喜歌乐舞者自动张罗排练，只待吃罢过年饭，秧歌队便饰红抹彩扭向街头，一直闹到正月十五，掀一个元宵之夜的高潮方罢。元宵之夜，天上月圆生辉，洒银泻玉；地上火树银花，人流似河。秧歌队汇集到县城或集镇，各展绝技，争芳斗艳。此时此刻，长街闹市，花灯朗朗，欢浪激荡。人们陶醉在这万民同乐的狂欢气氛中，似乎一年的辛劳、愁苦都烟消云散了。正如民间流传的《唱秧歌》：

　　长长的运河水呀波儿连着波，
　　今夜闹元宵哟咱放开喉咙的唱喜歌；
　　河里的红鲤鱼呀水面上跳跃，
　　比不上那郎哥情妹的心里乐。
　　……

　　千百年来，卫运河畔的小伙儿和俏姑娘们，有多少对儿由唱秧歌情结良缘，传为佳话，这是无以数计的。而辽、金、元王朝灭亡之后，当地人仍在尽情地唱秧歌和痛饮“小米香”美酒，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高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