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名人“面对面”—— 专访出席书博会的阎崇年、孙云晓、王跃文

    作为山东省第二届图书交易博览会暨首届鲁冀图书展订会的重要内容,书博会前夕,我市特邀请著名学者阎崇年、著名青少年教育家孙云晓及知名作家王跃文前来举办讲座并开展签名售书活动。借此机会,记者对这三位文化名人进行了采访。

阎崇年:以史为镜,知“四合”人生

    9月19日下午,结束了签售活动的阎崇年走下签售台,欣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虽然签售持续了近3个小时,但这位70多岁的老人依旧神采奕奕,他爽朗地说:“我还可以站着说4个小时不休息。”
    “以史为鉴不是牵强附会,也不是映射现实。”阎崇年认为,研究历史是要为现实所用,以史为鉴,一要传承历史,再就是要接受历史的基本经验,把历史的方方面面传播给更多的人,这样才能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塑造文化品牌是对历史传承的一种方式。当被问及对德州文化品牌塑造的看法时,阎崇年激动地说:“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德州了,与上次相比,德州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说,德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境内的运河文化、大禹文化、汉唐文明,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乾隆皇帝行宫、董子读书台等文化遗迹久负盛名,还曾经出现了像董仲舒这样的大家,德州应该充分挖掘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德州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
    阎崇年建议,可以设立一个董子书院作为平台,通过开设董子书院讲坛邀请名家前来讲座,也可以将董子的著作或研究董子的作品结集出版,宣传董子文化。他还建议研究德州境内的运河文化特点,使之形成独具特色的德州运河文化。
    阎崇年说,要学历史,还要从历史的营养里面感悟人生。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把人生的得失成败原因归结为“四合”二字,他说,总结历史上的人物,成功的都做到了“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而失败的原因则是“四不合”——“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因此,不管是当干部还是当百姓要想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获得成功,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条件,还需要保持生理平衡、心理平衡和伦理平衡。阎崇年还认为,无论执政还是管理,都要有勤、谨、慎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
    阎崇年还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说,历史原本就是有血有肉、有事有理的,历史教学只讲事不讲理就会杂乱无章,只讲理不讲事则枯燥乏味,只有做到雅俗共赏、“事理圆融”才能把真实的历史传承下去。
最后,阎崇年说,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家长教育孩子不应该只看重孩子的成绩,更应该注重对其全面发展的培养和关怀,督促他们多读书、读好书。

孙云晓:给德州父母的三个忠告

    他从事青少年教育研究37年。 他在1993年采写的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2005年,他与人合著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使青少年性问题受到国人广泛关注。他著述800多万字,出版图书30余本,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他就是全国著名青少年教育家孙云晓。9月19日下午,在孙云晓的第二场讲座结束后,记者利用签字售书的间隙对其进行了采访。
    当谈到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时,孙云晓干脆地说:“最大问题在于重智轻德。现在的很多家长在教育上太功利了,不利于孩子成长。”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这一代孩子让家长们感到很难教育,为什么难教育?我认为至少有四大难题:首先,现在已经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动摇了父母们的权威地位。第二,独生子女时代给教育带来很大的困扰和挑战。第三大难题是今天孩子的性发育提前了,而性教育依然滞后。最后一条则是应试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些难题对今天的家长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孙云晓虽然是山东人,但还是第一次来德州。这次他给德州的家长带来了三句话:“一是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健康人格,二是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第三句话是习惯决定孩子的命运。其中,责任心是我认为最为关键的一点。在孩子的青春期,家长应该尤为注重理解、尊重、引导这三要素。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父母要注意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及时、具体地表达出来。此外,不要对孩子犯的错误大加斥责,犯错是孩子长大的方式。”
    孙云晓最后说:“虽然我来到德州的时间不长,但我能感觉到这里的家长和老师求知若渴,他们和全国的家长们一样可爱。德州作为有德之州,家长们只要能从小就培养孩子有孝心,有爱心,有感恩之心,那么他们长大后,在哪里都会受到欢迎。”

王跃文:以真实的常态解读官场万象

    有着 “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美誉的王跃文,19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国画》成为中国官场小说热潮的开山之作。蛰伏十年磨一剑,10年后,他带着最新力作《苍黄》来到我市进行签名售书活动,讲述从《国画》到《苍黄》的官场现实与官场小说。
    王跃文在县、市、省三级政府机关有着17年工作经历,对官场流程、习惯、潜规则等有所了解,写《苍黄》这部小说的初衷就是想尽量摆脱过于真实的拘泥,秉持一种对生活客观的态度,将日常状况下的官场展示给读者。“我的小说一向没有极端的形象,他们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各类人物。我不喜欢写大开大合的大事件,看上去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其实都是很表面的。生活多是常态的,常态才接近本质,在创作过程中我都保持了这种风格。”
    近年来,许多官场小说作者都将写作对象聚焦在省部级以上的高官,以他们显赫的官职吸引读者的眼光。但在《苍黄》中,王跃文将故事背景放置到南方乌柚县这么一个小县城中展开。王跃文表示,中国社会的官文化过于发达,哪里的官场都大同小异。“中国所谓官场,县一级开始才算是完整的官场,中国官场具有的所有特征,在县级都具备了。县级官场同老百姓直接联系,这个特点决定了县级官场不可能像上级官场那么单纯,工作难度相当大。”王跃文认为,真正要了解中国社会,就应该从县级入手。
    不少读者将王跃文的小说称为“官场教科书”。当记者问王跃文“什么样的官称得上是好官”的时候,他说,只要能做到“依法行政”这个四个字的官就是好官。从《国画》到《苍黄》正好10年,10来年,官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在法律法规的建设、办事程序的透明等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我不能指望文学有多大的能量,它能够承担的责任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我们通过文学进行观察和思考,能有所感叹、有所清醒就足够了。”
    文如其人,王跃文的作品行文如行云流水,生活气息浓郁,幽默机智而不失深刻。王跃文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剖析自己,但他说他真正的快乐和价值,还是在他的文学创作里。

□本报记者 王贺  韩超  胥爱珍  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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